白银帝国，大黄禁运、贸易战、茶叶战，曾经的清朝贸易战有多牛？
盛世表象下的危机：清朝如何用贸易战赢了俄国却败给英国？
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在辉煌的白银帝国时代，中国曾以其无与伦比的财富和贸易实力傲视全球，那时的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丝绸、瓷器、茶叶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换来的是白花花的银子，填满了国库，欧洲人历经风险开辟新航路，从美洲掠夺来的财富，最终也流入了当时世界贸易最上游的中国
在这耀眼的辉煌背后，却隐藏着难以察觉的危机，清朝，这个曾经在贸易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巨人，最终却在时代更迭的洪流中迷失了方向，走向了衰落，回望这段历史，不禁引人深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在贸易战中赢麻了的帝国最终走向了衰败？
乾隆的“王炸”：清朝如何凭借经济实力三次逼迫俄国低头？
提起清朝，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闭关锁国、丧权辱国的印象，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清朝的贸易实力却达到了顶峰，甚至在与俄国的贸易战中屡屡获胜
1727年，为了集中力量平定准噶尔叛乱，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开放恰克图地区作为两国的通商口岸，这一条约的签署，在稳定边疆局势的也促进了中俄两国的贸易往来
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俄国商人的野心也逐渐膨胀，他们在贸易中屡屡违反条约，不仅拒绝交出逃亡的准噶尔叛军，还向中国商人征收高额税款，面对俄方的挑衅，乾隆皇帝毫不手软，果断打响了贸易战
乾隆深知，清朝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正是其赢得贸易战的关键，他下令中断中俄贸易，并严厉打击走私行为，甚至不惜处死参与走私的官员，以儆效尤
清朝的强硬态度，让俄国人尝到了苦头，仅仅几年时间，中俄双边贸易额就大幅缩水，俄国国库空虚，财政吃紧，最终不得不选择妥协，1768年，俄国与清朝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接受了清朝提出的各项条件
这仅仅是中俄贸易战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俄国人依然不改其贪婪本性，不断在贸易中制造事端，企图挑战清朝的权威，乾隆皇帝每次都以强硬的贸易手段予以回击，最终都迫使俄国人低头认错
三轮贸易战的胜利，让清朝在对俄贸易中牢牢占据了主动权，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在这看似辉煌的胜利背后，却隐藏着令人不安的隐患
从大黄贸易看清朝的盲目自大：错误认知如何为衰败埋下伏笔？
在中俄贸易中，有一种商品的出口量一直很大，那就是中药大黄，这种被中国人用来治疗便秘的药物，却在俄国市场上供不应求
面对这种情况，清朝人并没有认真思考背后的原因，而是想当然地认为，俄国人爱吃肉，所以普遍肠胃不好，需要依靠大黄来通便，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最终演变成了“俄国人需要大黄续命”的荒谬言论
事实的真相却是，俄国人进口大黄并非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赚钱，大黄在俄国市场上的售价远高于中国，巨大的利润空间驱使着俄国商人不断地从中国进口大黄
清朝人对大黄贸易的错误认知，暴露了其思想上的致命弱点——盲目自大，他们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虚幻优越感中，对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清醒的认识，最终为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恰克图市约》中，清朝官员傲慢地宣称：“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这种 的态度，将清朝的愚昧自大展露无遗，他们看不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国家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洗礼，科技水平日新月异，而清朝却固步自封，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之中，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漠不关心
茶叶贸易引发的危机：英国如何利用鸦片扭转贸易逆差？
如果说大黄贸易的例子，只是清朝盲目自大的一叶扁舟，那么茶叶贸易引发的危机，则是将清朝推向深渊的惊涛骇浪
茶叶，这片源自东方的神奇叶子，在17-18世纪的欧洲风靡一时，成为了一种时尚的象征，英国人对茶叶的痴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几乎到了全民皆饮的地步
英国对茶叶的巨大需求，却给自身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贸易逆差，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几乎垄断了全球的茶叶供应，英国每年都要花费巨额白银从中国进口茶叶，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国内经济出现了危机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人可谓费尽心思，他们一方面派遣使团前往中国，希望能通过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市场，但遭到了清朝的拒绝，另他们开始寻找替代品，希望能够减少对中国茶叶的依赖
无论是外交努力还是寻找替代品，都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最终，英国人将目光投向了鸦片，这颗能够麻痹神经，让人上瘾的毒瘤
从贸易战到鸦片战争：英国如何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利用鸦片打开中国市场，是英国人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他们深知，鸦片一旦在中国泛滥开来，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将道德良知抛诸脑后，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以保护贸易自由为名，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腐朽不堪的清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最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破产，也让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将中国纳入了他们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
结语：科技与实力才是国家强大的基石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清朝虽然在与俄国的贸易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只是昙花一现的辉煌，面对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清朝的经济实力和贸易优势荡然无存
科技与实力，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缺乏科技支撑的经济实力，就像空中楼阁，经不起风雨的考验，而没有强大武力作为后盾的国家，最终只能沦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
清朝的悲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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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在蓄意挑起“贸易战”？
这两天，针对欧委会发布关于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初裁披露，谭主持续释放独家信息，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
追踪它们的报道，可以发现，西方媒体转引频次最高的信息点，都与中方的反制行动相关：
｜｜BBC、英国《每日电讯报》在转引谭主的报道时，都以“中国汽车制造商敦促中国政府提高对欧大排量汽油车关税”的相关内容作为标题；
｜｜彭博社等媒体则是关注到了谭主报道中“业界呼吁对欧采取‘最严厉措施’”，以及欧洲车企可能面临的损失；
｜｜华尔街日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在关注谭主提到的，中方对欧进行的白兰地反倾销调查的进展。
事实上，欧委会自己，也在关注中方的动向。针对中方连续释放反制信号，欧方表示：
欧盟不愿意发起“贸易战”，但中方的行为是在挑起“贸易战”。
言下之意，我可以打你，但你不能还手。
到了今天，欧委会还妄图自诩自己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行事，还妄图将“发起‘贸易战’”的帽子扣给中国。
谭主深入分析欧方相关人士表态，在美欧报道中追踪探查，揭开了这场纷争背后真正的推手。
按照欧委会的说法，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原因，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威胁”到了欧洲。
从数据上看，2024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德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份额上升至40.9%，是德国最大的电动汽车进口国。
按理说，德国应该是最能感受到中国“威胁”和“冲击”的国家。但在欧委会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这件事上，德国的态度，一直都是反对。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更是在近期的访华行程开始前，专门向媒体释放了德国的态度：
“
中国在所有领域都是德国的合作伙伴。
”
和中国电动汽车关联如此紧密的德国没有感到“威胁”，那“威胁”，到底从何而来？
可以把时间线，再推到欧委会做决定之前。
利用大数据手段，谭主分析了2023年以来欧盟27国媒体有关“中国电动汽车”的报道。欧委会宣布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当天，有一个明显的报道高峰。
但放在2023年全年的报道中看，“关税”“调查”“补贴”这些词，并不是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关于“中国电动汽车”报道的主题。
多数报道的目光，还是聚焦在自身产业的发展上。就拿其中报道量最高的德国媒体来说。2023年，德国媒体报道的高频话题是“电池”“增长”“投资资本”。到了2024年，“电池”“转型”“高质量发展”等话题持续出现。
德国媒体格外关注“投资”和“增长”这些话题，背后是德国乃至全欧洲车企在过去一年间面临的转型困境。
由于财政政策收紧，2023年，德国政府逐步降低了鼓励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补贴，这使得市场需求变少。与此同时，高企的通胀让德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居高不下。在这样的背景下，降低电动汽车制造成本，是包括德国车企在内的欧洲车企实现转型最有效的出路。
相应地，能在数据中看到，德国、荷兰、爱尔兰等媒体触达率较高的报道中，都提到了中国电动汽车“高质低价”的特点。欧洲行业人士甚至直言，没有中国，就“没有能源转型”。
通过同中国的合作，磨砺自身成本控制和生产制造的能力，成为了欧洲车企的选择。
然而，就是在欧洲车企陷入困境，奋力抓住转型机遇的同一时间，欧委会开始释放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消息。
根据欧方解释，欧委会对中国电动汽车有“威胁”的判断，是从媒体报道中得到的。
刚刚提到，欧盟27国关于中国电动汽车的报道，没有相关内容的发酵。那欧委会的这些人，看的是什么报道呢？
同一时期，提及这一话题最多的，是美国媒体，报道量超过了11.3万条。
美媒的第一个报道高峰，在2023年3月到4月。事情的起因原本是美欧针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滥施补贴伤害欧盟产业利益的问题，要讨论解决办法。然而美媒在报道中，同时就开始“关联”起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存在所谓“补贴”的问题。
在这次讨论后，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助理主任詹姆斯·巴奇克率先提到了“补贴”一词，他表示，“在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多元化方面达成共识是美欧关系的重要一步，任何避免补贴战的举措都是有意义的。”
“补贴”一词，由此开始在欧洲媒体关于中国电动汽车的报道中出现。
随后，两名欧委会高级官员在媒体采访中透露，欧委会负责贸易保护措施的部门正在讨论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根据专业机构的挖掘，《政客》欧洲版一名叫斯图尔特·刘的记者，也在协同释放欧委会要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以及欧委会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消息。这成为了舆论场的关键传播节点。
有意思的是，协同欧委会释放消息的，不只是欧洲记者，还有美国媒体。并且美国媒体率先发起了信息轰炸，掀起了多轮炒作“补贴”问题的报道高峰。
相较而言，欧洲媒体的报道高峰要晚一些，是等到了冯德莱恩正式确认将发起调查，欧洲媒体才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和“补贴”出现了几天集中的报道。
高峰过后，又很快降为平淡。
眼看光靠补贴这个话题不能引发太大关注。随后，美国咨询公司又接连发布报告，称“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50%的关税是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必要条件’”。
这些行径，都成了欧委会发起行动的“理由”。
但这还不是全貌。
为了弄清楚欧委会更深层次的想法，谭主找到了对华反补贴调查的实操人。
谭主分析了过去一年欧美媒体中有关“中国”+“补贴”+“电动汽车”的报道，发现这其中频繁提到了一个叫做丹尼斯·雷东内的人。
他是欧委会首席贸易执法官。在这个职位设立的前一年，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进口自欧盟等地的钢材征收25%的关税，进口的铝征收10%的关税。
加税后，欧盟对美钢铁出口量较加税前下降455万吨，近乎腰斩。此后，欧盟也并未找到新的买家，钢铁行业元气大伤。
这些事情，原本是由欧委会的贸易专员负责。美国的做法给欧盟敲响了警钟，欧盟需要一个执法经验更丰富的角色应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委会设立了首席贸易执法官这个职位，丹尼斯·雷东内接到任命，成为首位首席贸易执法官。
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算是丹尼斯·雷东内上任后的最大“政绩”。而丹尼斯·雷东内的手法，也算得上是“师夷长技以制‘华’”——都是和美国人学的。
欧洲媒体，用了这样一句话评价丹尼斯·雷东内的做法：
这让欧盟从世界上最开放的贸易集团转变为一个防御严密的“经济堡垒”。
欧委会，也被贴上了“地缘政治委员会”的标签。
这背后，最能体现欧委会思想转变的，莫过于反补贴调查的核心——对于“补贴”的认识。
就拿欧委会这次主动发起调查这个行为来说。
各国在反补贴立法中设立主动发起的条款，本意并不是要将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救济手段。长期追踪国际补贴规则发展的丁如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
世贸组织自由贸易规则是有意给各国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空间，这是一种技术性的留白。因为如果不作保留，各国就不会愿意加入WTO自由贸易的安排。
也就是说，保留主动发起反补贴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全球化。这在欧委会的官方说法中也能得到印证。根据欧委会的表述，反补贴等贸易防御手段原本是为了“维护欧盟的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
但欧委会对贸易防御手段的理解，逐渐在发生偏差。这从欧委会反补贴规则的发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丁如告诉谭主，一般来说，补贴是指政府直接的财政支持或减税免税。但从十多年前开始，欧盟对中国“补贴”的调查，逐渐增加了包括国有企业提供的电力、土地、贷款、上游原材料等层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反补贴调查范围，也是对现有世贸组织规则的滥用。
2024年，欧委会又完成了全球第一例第三国补贴案——将中国国有企业向第三国企业提供资助，也认定为欧委会反补贴的范围。
在这例补贴案后，欧委会开始着手立法，最终于2023年通过《外国补贴条例》，又进一步将外国企业来欧投资也纳入欧委会反补贴的考察范围。
正是因为欧委会这样不断扩充反补贴的适用，可以看到，最近两年，欧盟对华反补贴调查频次之高、密度之大堪称历史之最。
正如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所说，欧方不断挑起贸易争端，仅2024年以来，欧方就密集出台了31项对华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其中贸易救济措施25项，还对华发起了外国补贴条例（FSR）调查、国际采购工具（IPI）调查，严重干扰中欧经贸合作。
对于欧委会这种用监管来影响外国企业，进而调控市场的做法，有一个专门的理论，叫“布鲁塞尔效应”。它说的是，欧洲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下降，这时，欧洲可以通过投入监管方面的立法，来改变全球企业的行为，保持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最初，“布鲁塞尔效应”是用在数据隐私等领域，因为这些领域存在立法的空白地带，有监管规则的立法需求。但在反补贴领域，已经有WTO规则在先。
这时，欧委会提出保护主义色彩浓重的反补贴新规则，运用“布鲁塞尔效应”，实际就只会带来国际自由贸易倒退的结果。
像欧委会这样扩大反补贴的范围、滥用反补贴，就被美国学了去。今年，美国新修改的反补贴条例中，也多了向市场追溯的部分。不管是有中国投资的企业，还是产业链上游用到了中国的产品，只要和中国有点联系，按照新的反补贴条例，美国就可以对相关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
可以看到，反补贴已经变成了加征关税的一种说辞。而当关税被滥用，“贸易战”，就会打响。
中国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谭主了解到，中国已经通过会见、会谈、通话、信函等方式，与欧盟机构和德国、法国等16个成员国进行了80余次沟通。
但中国，更不怕这样的局面。
反而是欧洲，要好好想想。
来源： 玉渊谭天
到底是谁在蓄意挑起“贸易战”？
这两天，针对欧委会发布关于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初裁披露，谭主持续释放独家信息，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
追踪它们的报道，可以发现，西方媒体转引频次最高的信息点，都与中方的反制行动相关：
｜｜BBC、英国《每日电讯报》在转引谭主的报道时，都以“中国汽车制造商敦促中国政府提高对欧大排量汽油车关税”的相关内容作为标题；
｜｜彭博社等媒体则是关注到了谭主报道中“业界呼吁对欧采取‘最严厉措施’”，以及欧洲车企可能面临的损失；
｜｜华尔街日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在关注谭主提到的，中方对欧进行的白兰地反倾销调查的进展。
事实上，欧委会自己，也在关注中方的动向。针对中方连续释放反制信号，欧方表示：
欧盟不愿意发起“贸易战”，但中方的行为是在挑起“贸易战”。
言下之意，我可以打你，但你不能还手。
到了今天，欧委会还妄图自诩自己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行事，还妄图将“发起‘贸易战’”的帽子扣给中国。
谭主深入分析欧方相关人士表态，在美欧报道中追踪探查，揭开了这场纷争背后真正的推手。
按照欧委会的说法，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原因，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威胁”到了欧洲。
从数据上看，2024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德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份额上升至40.9%，是德国最大的电动汽车进口国。
按理说，德国应该是最能感受到中国“威胁”和“冲击”的国家。但在欧委会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这件事上，德国的态度，一直都是反对。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更是在近期的访华行程开始前，专门向媒体释放了德国的态度：
“中国在所有领域都是德国的合作伙伴。”
和中国电动汽车关联如此紧密的德国没有感到“威胁”，那“威胁”，到底从何而来？
可以把时间线，再推到欧委会做决定之前。
利用大数据手段，谭主分析了2023年以来欧盟27国媒体有关“中国电动汽车”的报道。欧委会宣布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当天，有一个明显的报道高峰。
但放在2023年全年的报道中看，“关税”“调查”“补贴”这些词，并不是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关于“中国电动汽车”报道的主题。
多数报道的目光，还是聚焦在自身产业的发展上。就拿其中报道量最高的德国媒体来说。2023年，德国媒体报道的高频话题是“电池”“增长”“投资资本”。到了2024年，“电池”“转型”“高质量发展”等话题持续出现。
德国媒体格外关注“投资”和“增长”这些话题，背后是德国乃至全欧洲车企在过去一年间面临的转型困境。
由于财政政策收紧，2023年，德国政府逐步降低了鼓励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补贴，这使得市场需求变少。与此同时，高企的通胀让德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居高不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降低电动汽车制造成本，是包括德国车企在内的欧洲车企实现转型最有效的出路。
相应地，能在数据中看到，德国、荷兰、爱尔兰等媒体触达率较高的报道中，都提到了中国电动汽车“高质低价”的特点。欧洲行业人士甚至直言，没有中国，就“没有能源转型”。
通过同中国的合作，磨砺自身成本控制和生产制造的能力，成为了欧洲车企的选择。
然而，就是在欧洲车企陷入困境，奋力抓住转型机遇的同一时间，欧委会开始释放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消息。
根据欧方解释，欧委会对中国电动汽车有“威胁”的判断，是从媒体报道中得到的。
刚刚提到，欧盟27国关于中国电动汽车的报道，没有相关内容的发酵。那欧委会的这些人，看的是什么报道呢？
同一时期，提及这一话题最多的，是美国媒体，报道量超过了11.3万条。
美媒的第一个报道高峰，在2023年3月到4月。事情的起因原本是美欧针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滥施补贴伤害欧盟产业利益的问题，要讨论解决办法。然而美媒在报道中，同时就开始“关联”起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存在所谓“补贴”的问题。
在这次讨论后，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助理主任詹姆斯·巴奇克率先提到了“补贴”一词，他表示，“在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多元化方面达成共识是美欧关系的重要一步，任何避免补贴战的举措都是有意义的。”
“补贴”一词，由此开始在欧洲媒体关于中国电动汽车的报道中出现。
随后，两名欧委会高级官员在媒体采访中透露，欧委会负责贸易保护措施的部门正在讨论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根据专业机构的挖掘，《政客》欧洲版一名叫斯图尔特·刘的记者，也在协同释放欧委会要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以及欧委会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消息。这成为了舆论场的关键传播节点。
有意思的是，协同欧委会释放消息的，不只是欧洲记者，还有美国媒体。并且美国媒体率先发起了信息轰炸，掀起了多轮炒作“补贴”问题的报道高峰。
相较而言，欧洲媒体的报道高峰要晚一些，是等到了冯德莱恩正式确认将发起调查，欧洲媒体才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和“补贴”出现了几天集中的报道。
高峰过后，又很快降为平淡。
眼看光靠补贴这个话题不能引发太大关注。随后，美国咨询公司又接连发布报告，称“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50%的关税是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必要条件’”。
这些行径，都成了欧委会发起行动的“理由”。
但这还不是全貌。
为了弄清楚欧委会更深层次的想法，谭主找到了对华反补贴调查的实操人。
谭主分析了过去一年欧美媒体中有关“中国”+“补贴”+“电动汽车”的报道，发现这其中频繁提到了一个叫做丹尼斯·雷东内的人。
他是欧委会首席贸易执法官。在这个职位设立的前一年，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进口自欧盟等地的钢材征收25%的关税，进口的铝征收10%的关税。
加税后，欧盟对美钢铁出口量较加税前下降455万吨，近乎腰斩。此后，欧盟也并未找到新的买家，钢铁行业元气大伤。
这些事情，原本是由欧委会的贸易专员负责。美国的做法给欧盟敲响了警钟，欧盟需要一个执法经验更丰富的角色应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委会设立了首席贸易执法官这个职位，丹尼斯·雷东内接到任命，成为首位首席贸易执法官。
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算是丹尼斯·雷东内上任后的最大“政绩”。而丹尼斯·雷东内的手法，也算得上是“师夷长技以制‘华’”——都是和美国人学的。
欧洲媒体，用了这样一句话评价丹尼斯·雷东内的做法：
这让欧盟从世界上最开放的贸易集团转变为一个防御严密的“经济堡垒”。
欧委会，也被贴上了“地缘政治委员会”的标签。
这背后，最能体现欧委会思想转变的，莫过于反补贴调查的核心——对于“补贴”的认识。
就拿欧委会这次主动发起调查这个行为来说。
各国在反补贴立法中设立主动发起的条款，本意并不是要将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救济手段。长期追踪国际补贴规则发展的丁如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
世贸组织自由贸易规则是有意给各国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空间，这是一种技术性的留白。因为如果不作保留，各国就不会愿意加入WTO自由贸易的安排。
也就是说，保留主动发起反补贴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全球化。这在欧委会的官方说法中也能得到印证。根据欧委会的表述，反补贴等贸易防御手段原本是为了“维护欧盟的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
但欧委会对贸易防御手段的理解，逐渐在发生偏差。这从欧委会反补贴规则的发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丁如告诉谭主，一般来说，补贴是指政府直接的财政支持或减税免税。但从十多年前开始，欧盟对中国“补贴”的调查，逐渐增加了包括国有企业提供的电力、土地、贷款、上游原材料等层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反补贴调查范围，也是对现有世贸组织规则的滥用。
2024年，欧委会又完成了全球第一例第三国补贴案——将中国国有企业向第三国企业提供资助，也认定为欧委会反补贴的范围。
在这例补贴案后，欧委会开始着手立法，最终于2023年通过《外国补贴条例》，又进一步将外国企业来欧投资也纳入欧委会反补贴的考察范围。
正是因为欧委会这样不断扩充反补贴的适用，可以看到，最近两年，欧盟对华反补贴调查频次之高、密度之大堪称历史之最。
正如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所说，欧方不断挑起贸易争端，仅2024年以来，欧方就密集出台了31项对华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其中贸易救济措施25项，还对华发起了外国补贴条例（FSR）调查、国际采购工具（IPI）调查，严重干扰中欧经贸合作。
对于欧委会这种用监管来影响外国企业，进而调控市场的做法，有一个专门的理论，叫“布鲁塞尔效应”。它说的是，欧洲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下降，这时，欧洲可以通过投入监管方面的立法，来改变全球企业的行为，保持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最初，“布鲁塞尔效应”是用在数据隐私等领域，因为这些领域存在立法的空白地带，有监管规则的立法需求。但在反补贴领域，已经有WTO规则在先。
这时，欧委会提出保护主义色彩浓重的反补贴新规则，运用“布鲁塞尔效应”，实际就只会带来国际自由贸易倒退的结果。
像欧委会这样扩大反补贴的范围、滥用反补贴，就被美国学了去。今年，美国新修改的反补贴条例中，也多了向市场追溯的部分。不管是有中国投资的企业，还是产业链上游用到了中国的产品，只要和中国有点联系，按照新的反补贴条例，美国就可以对相关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
可以看到，反补贴已经变成了加征关税的一种说辞。而当关税被滥用，“贸易战”，就会打响。
中国当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谭主了解到，中国已经通过会见、会谈、通话、信函等方式，与欧盟机构和德国、法国等16个成员国进行了80余次沟通。
但中国，更不怕这样的局面。
反而是欧洲，要好好想想。
来源：玉渊谭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