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APP中的广告？简单设置2步，不限手机品牌都有效

现在的智能手机，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了，你知道吗？目前我国的5G智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了6.76亿，偌大的手机市场，早已经被资本家盯上了，为了利益最大化，手机广告更是无孔不入。

我敢说，全中国至少有90%以上的智能手机用户，都受到了广告的侵蚀，在你得到和想不到的地方都能看到广告，而且还有不少广告根本就关不掉。

我也在努力把手机里面的广告去屏蔽掉，过程比较艰辛，但好在最后还是有不错的效果。

对于手机系统的广告，各大手机品牌的都是可以关掉，只是关闭路径有些比较隐蔽，关闭之后手机系统自带的广告能大幅减少，但不能彻底屏蔽掉，偶尔的一两个不起眼的广告还能接受。

在这里我就不说如何去关闭手机自带的广告了，接下来主要讲讲如何关闭APP里面的广告。

附带一张华为鸿蒙HarmonyOS的关闭自带广告的操作方法：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现在国内的手机应用APP功能越加越多，导致APP越来越臃肿，随便一款软件都在百兆以上，看看我们常用的支付宝和微信，仅仅安装包就已经超过200MB了，生怕装不满你的手机内存，这里也不吐槽APP臃肿了，毕竟国内软件生态环境环境如此。

现在，我要做的是如何让手机里的APP变得清爽无广告。

第一种方法，就是在谷歌应用商店去下载你需要的软件，这样就可以避免掉不少的烦恼，但光是要进谷歌商店，就难倒了一大批人。所以，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少部分人。

第二种方法，下载各种地三方跳过广告的软件，比如轻启动、李跳跳、Ad Guard等，这些软件对于不少应用的开屏广告确实能跳过去，不过需要先现在这些软件，然后给到一系列的授权，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会延缓APP的启动速度，还会增加手机耗电，因为需要一直驻留在后台。

第三种方法，改变手机的语言设置，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无需单独下载其他软件，也不需要复杂的操作，只需要在手机设置中，把系统的默认语言设置成英文，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管你是什么品牌的安卓手机。

设置成英文对于不少人用手机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没关系，咱们还可以把语言设置成繁体中文，这样在操作上就不会存在什么难度了。

不管是设置成英文还是繁体中文，其目的就是骗过系统，认为你是外国人或者港澳台同胞，一些app就会按照这个标准来推送服务。

通过对比，此举不仅能有效减少APP的开屏广告，还能将APP里面的功能变得清爽。

此外，对于某些APP，可以通过定位来改善APP臃肿的问题，把定位改成国外或者港澳台，APP里面的臃肿功能会随之减少。

下面就看下实际的对比效果（注：所有APP打开前均无后台运行）：

支付宝：打开多次均无开屏广告，更改地址到非大陆地区，首页界面变得更清爽。

中国联通：开屏无广告，界面非常简单，仅保留了充值和查询功能。

滴滴打车：开屏无广告，仅保留了打车功能，界面非常单一舒服。

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微博、今日头条、百度、京东、淘宝等常用APP，全部都是开屏无广告，几乎都是秒进入。

不难看出，APP是区别对待了用户，根据不同地区来个用户预设了不同的机制。

所以，当你看到某人手机设置的英文，不要觉得他是在装X，很有可能是他已经习惯没有广告的世界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软件都能去掉开屏广告，就比如某猪，这种方法就完全拿它没办法，可能是他们机制太强或者太流氓了吧，

总结来说，无论哪种方法，都是无法彻底跟手机中的广告说拜拜，软件和手机厂商拼命的在各个角落加入广告，用户想尽办法拼命的关掉，就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

大家也别奢望这些厂家们能够主动关闭，你看魅族在魅族18系列推出的三零”系统，没坚持半年就被迫在新手机上重新加入了广告。

谷歌与百度的对决！两家搜索引擎的无烟战争，在策略上有何不同？

凡是那些取得巨大成功的公司，都是敢于想象未来，并付出行动创造未来的公司。

——拉里·佩奇

他把Google带到中国

把佩奇和布林带到中国

2004年6月的一天，一架飞往中国北京的私人飞机刚刚落地，两个长着黑褐色头发的30岁年轻人就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迫不及待地向窗外张望——机舱外，这片有着13亿人口、互联网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的土地，对他们而言充满了新奇和未知。这两位就是在斯坦福大学学生时代开始创业、告诉人们用搜索”方式认知世界的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5天的行程里，两个年轻人来到中国很多地方，见到了马云、李彦宏、曹国伟、丁磊，也目睹了这个跟美国截然不同却又有着巨大机会的市场。他们与中国科技界新秀讨论中美互联网用户的区别、文化差异；也开始真正意识到，谷歌应该重视这个庞大的市场，开发真正适合本地特色的产品。我想那5天，是谷歌在中国发展历程上一个关键转折点。对于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很多犹豫，包括服务器是否要搬到中国，但这次中国之行后就全力支持了。”说这番话的，正是带这两位创始人来到这里，并把Google最早引入中国的宓群。宓群曾担任Google公司亚洲产品负责人、谷歌中国最早的办事处首席代表。后来负责谷歌在大中华区的投资并购业务。

的确，在两位创始人来中国之前的一些日子里，这个市场刚刚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人们接受了一种全新的网上生活方式，互联网不仅可以是一个堆满了海量新闻的信息集散地，它也可以是简单到只有一个空白格，却可以探索整个世界的十万个为什么；另一方面，另一家来自中国的搜索引擎，毕业于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的青年才俊李彦宏创办的互联网公司百度，尽管遭遇了来自广告排名方面的质疑，却以更本土化的方式、更丰富的产品线得到快速成长。此时，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差异性，特别是一些本土化较强的项目，对于刚刚把触角伸到中国的谷歌来说，不可能面面俱到，为此，宓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资入股百度，这成为谷歌在中国市场上的第一笔投资。在这笔投资之后，早先在创业中就曾接触到风险投资的宓群，看到社区模式的巨大需求和前景，又陆续代表谷歌投资了大众点评、天涯、赶集网、迅雷等公司，为谷歌布局中国市场迅速打下了基础。

宓群算得上谷歌帮中的元老级人物。早在1999年，他就收到坐落在山景城的谷歌公司邀请。当时，谷歌刚成立不久，整个公司还不到20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坐在公司的一张乒乓桌（兼会议桌）旁与他面对面交谈，希望他成为谷歌的一分子。然而，当时刚刚30岁出头的宓群正雄心勃勃地规划自己的创业项目，并没有接受讲话夸张的布林你不该去创业，我们会成为60亿美元的公司”的建议，他回绝了对方。

这一年，宓群在美国参与创立了一家全球性的网络通信产品及服务供应商i Telco，首轮融资即达800万美元。那时，电信行业有传统的电话语音服务。曾在英特尔工作过的宓群判断，随着互联网和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技术的快速发展，语音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有望打通壁垒，他希望将互联网与传统电信进行融合。然而，当时i Telco的主要客户以电信为主，特别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电信公司，客户对创业公司合作伙伴既挑剔又顾虑重重，宓群的想法很难得以实现。这让他心存遗憾，项目最终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现在看来，如果当时i Telco公司不是做电信运营商业务，而是真正面向消费者或直接面对企业客户，正如十几年后颠覆传统电信业的腾讯，那或许又会是另一番情境。

在创业之前，宓群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又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电子工程硕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获得高级管理培训。他曾效力于英特尔公司，拥有涉及闪存、通信、互联网安全和商业方面的14项美国专利。从学识和技术来讲，宓群的个人素质都首屈一指。然而，宓群意识到，对创业者而言，有时成功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和经验，以及对市场的深入了解。正在此时，在搜索世界已经撬开一个全新天地的谷歌再次找到他，他们希望宓群来谷歌创业，发展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这一次，宓群接受了工作邀请。

在谷歌，员工可以拿出20%的工作时间，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项目。2003年担任亚洲产品总监的宓群通过内部邮件召集了40人，并从中精挑细选，组成了一支10人Google CJK”（中国、日本、韩国团队），其中就包括现任腾讯搜搜首席架构师朱会灿、曾著有《浪潮之巅》和《数学之美》等科技畅销书的谷歌科学家吴军、木瓜移动创始人沈思等。这些接受了美国计算机教育，怀揣着激情和梦想的年轻人，正式开启了谷歌中国之旅。

这是很googlely的一群人”

在谷歌的日子里，宓群感受到了这家公司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是很googlely的一群人。”宓群这样形容他的伙伴：他们极其优秀，头脑聪明，想改变世界；他们阳光，对用户、产品充满激情，有强烈的团队协作精神；他们也非常理想化，所以能够完成那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正是如此，这家公司得以在成立10年时（2008年）就发展为一个市值将近1500亿美元的公司；到了上市后的第10年（2014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将近4000亿美元。

或许很小的一件事，就能让你看出创始人佩奇的‘think big’（高瞻远瞩）。”宓群刚加入谷歌时，曾遇到谷歌搜索广告商业产品需要进行全球化多语言翻译的困难，因为国际语言众多，专业人工翻译较慢，产品的上线需要等很长时间。没想到，和大家一起开会的佩奇提出：为什么不用谷歌全球的粉丝志愿者做翻译？这样可以并行，加快速度。”事实上，谷歌多语言的搜索在当时是得益于很多志愿者的参与才完成的，类似于今天的众包模式（这也正是当时佩奇的点子）。但项目负责人和其他参会者都担心非专业翻译没办法保证质量。佩奇看说服不了他们，就脱下自己的鞋子，在桌子上敲得咚咚作响：这个众包翻译可以设计一个系统，肯定是可行的。”后来，当项目按照佩奇的想法执行时，大家发现这真的实现了，并且效果非常好。他总是敢去想别人不敢想的事，这一点非常令人敬佩。”宓群说。

佩奇还有个观念，他认为往往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下来，就像IBM。当它成为一只大象，就不得不去想要守住自己的山头。但佩奇不希望谷歌变成这样。他认为一家公司如果拥有了10倍的人，就应该做10倍以上的事，进行10倍以上的创新。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谷歌尝试了无人驾驶汽车，并开始从事早期癌症探测系统的开发。很多人以前根本想不到的事他都会尝试去探索，他看待事情完全是突破性的，并且能把问题想得很深。”宓群说。

要让谷歌真正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解决未来的难题，就意味着它不得不寻求全球最聪明、最卓越、最高素质的人才。很显然，你必须站在金字塔尖上。比如，谷歌的面试流程通常是：招聘不能由主管决定，而是通过招聘委员会，面试者经过层层关卡，每一次面试内容都会被面试官记录在案，并在24小时内录入系统，保证下一个面试官看到前面的所有回答。招聘委员会最后会综合所有的内容和评语做出决定，甚至包括应聘者在校的每一门功课成绩。这使得它非常公正却又极其严苛，一个面试者从初试到进入谷歌大概需要6个月的时间。宓群记得自己曾为谷歌推荐过40个人才，按照他们的个人条件，应聘到硅谷的任何公司都不在话下，但没想到，谷歌却只录取了其中3个，甚至eBay的副总裁到了这里都没能获得一个总监的职位。

从职业经理人到投资人

在谷歌的工作生涯对宓群日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年离开谷歌后，他加入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管理着超过27亿美元资金的光速创业投资基金，担任合伙人及董事总经理。从最初自己获得风险投资创业，到在谷歌进行战略投资，再到成为职业投资人为创业者服务，宓群对投资也有了超越资本运作层面的理解。首先，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创业者，无论是早期成立公司，还是到谷歌内部创业，甚至成为基金公司领导者。在他看来，用创业者的心态来做投资，就会更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和支持。其次，在谷歌的经历，让宓群接触到世界顶尖的产品和技术，从而对行业的理解更精准，对未来趋势的判断也更具有全球观。因此，他对投资的判断往往比行业提前好几年。此外，职业投资人的身份也让他比过去在谷歌能有更大范围的涉猎。比如他在2011年就判断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有更多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投资了从事金融产品的互联网搜索公司融360。当时行业还没有提出互联网金融概念，如今融360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领军企业。

2011年，考虑到中国快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需要决策快速化和本土化，宓群和他的合伙人又再次创业，从总部独立，创立了光速安振中国创业投资基金，专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投资。如今，已经完成第一期1.7亿美元和第二期2.6亿美元的募集。两个基金早期投资了很多行业领先企业，包括互联网金融企业融360、拍拍贷，O2O与共享经济结合的途家、e代驾、房多多。在不太被其他风险投资看好的企业IT技术产品领域，光速安振和Google Capital联手投资了位于苏州的大数据中心旭创科技，这家成立于2008年4月的创业公司，已经成为新一代云计算光通信模块的领导者，其客户包括谷歌、亚马逊等北美一流数据中心和数据通信公司，公司收入60%以上来自美国市场。除了在战略布局上与光速安振和Google Capital视野一致外，打动投资人的是旭创科技曾在国际市场上多次击败国外竞争对手。而这笔融资，也是Google Capital在华的首笔、亚洲的第二笔投资。

互联网发展日行千里，宓群认为作为投资人拥有好奇心非常重要。在美国，谷歌以32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智能家居公司Nest Labs。宓群开始注意与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相关的项目，2014年，光速安振投资了中国首个家庭智能陪伴机器人——小鱼在家，这个定义家庭陪伴的专有设备，是智能硬件和云服务的有机结合。

除此以外，一些谷歌人的创业项目也得到了宓群的垂青，广告公司MediaV聚胜万合即是其中之一。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才女胡宁拥有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曾参与完成谷歌音乐等项目。离开谷歌后，她与杨炯纬创办的MediaV以算法技术切入互联网广告领域，其客户包括京东、优衣库、雀巢等。

异类

1991年8月6日，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WWW网站，其发明者是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伯纳斯李的父母都是数学家，他从小在数学的熏陶中长大。早在1980年，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工作时的伯纳斯李就提出了超文本（hypertext）的概念。1989年，他把超文本系统和传输控制协议、域名系统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WWW）概念。他还设计和实现了第一个WWW浏览器、第一个WWW服务器（CERN HTTPd）和第一个网站。因此，伯纳斯李也被称为万维网之父。虽然互联网（internet）这个词的词义宽泛，但如今大多数人都把它理解为万维网（WWW）。

如果说伯纳斯李的万维网拉开了现代互联网的帷幕，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一场继19世纪工业革命后最大的商业革命正在爆发——客户端软件（即浏览器）、服务器软件（即Web服务器）、操作系统以及新型的计算机语言相继出现并快速成熟。一批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即将诞生。

加拿大怪才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他的畅销著作《异类》一书中，试图揭露成功人士的秘密：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比尔·盖茨（Bill Gates）都出生在1955年；1968年，盖茨所在的湖滨学校创建了一个电脑俱乐部并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ASR33电传打印机，这让盖茨得以成为美国最早学习电脑分时系统的学生之一……除了天资聪颖、才华出众，一个人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了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坚持不懈的训练。

宓群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上海，他的父母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学教授。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宓群对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上小学时，宓群已经读遍了家里能看懂的所有图书。当父亲告诉他，隔壁住着一位拥有数不尽小说和文学藏书的中文系教授时，他高兴极了，形容自己就像老鼠掉到了米缸里”。

虽然中国的计算机发展比美国慢一些年，但出生在中国大城市的宓群，在小学时便有机会加入上海少年宫计算机组，那是全中国最早期的电脑教育培训机构。第一次参加上海第一届计算机竞赛的宓群就获得了一等奖，并代表上海参加全国竞赛。1989年，在跳级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宓群远赴美国读书。

正如这一部分开头所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宓群，见证了现代互联网的诞生。1992年，他进入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零件和CPU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工作，从那之后，宓群的生活轨迹就与最前沿的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再也没有分开过。后来加入谷歌的他，经历了多年的科技创业和互联网产品的锤炼，因此可以站在整个行业发展的高度，看到未来趋势，从而做出投资判断。

其实，宓群儿时与互联网结下的不解之缘，与其后的事业密不可分；而他或许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经历还影响了另一个人。当时，获得上海第一届计算机竞赛一等奖的宓群经常在《计算机世界》发表文章，一个小他两岁的年轻人记住了他。梁建章、宓群的名字经常在上面出现。报纸每一期都有些程序例子，我就把那些程序改一改，输到电脑里去做试验”。这个按照报纸去做试验的人，正是2011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周鸿祎曾对外透露，对自己今天事业影响最深的两份读物：一个是美国著名传播理论家埃弗雷特·M.罗杰斯出版于1984年的《硅谷热》，其中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苹果传奇深深打动和影响了他；另一个则是他有机会读到的计算机读物，由此他开始了编程实验。

现在想来，比较幸运的是我一直赶上整个计算机行业的大变化。从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到互联网成长，到现在移动互联网的日新月异，还有未来的智能设备和云计算。能在这种大的浪潮中抓住一个机会，这真的特别重要。”宓群说。

还有一个故事给了宓群启示。当他刚到普林斯顿学习计算机的时候，面试的老师曾对他说，你应该多选修历史、文学这样的学科。而一直学习理工的宓群心想，自己刚从物理学转到计算机，老师怎么会出这个主意？当时老师就对他说，以后你就不太会有这样选择的机会。后来我对此深有体会。实际上一个人的发展，综合素质特别重要。”宓群说，在复旦大学二年级时的物理考试，已经达到美国博士资格的难度，美国的教育并没有深到这种程度。后来参加工作，宓群发现，用到物理学理论的机会并不多。他在英特尔公司发明了一种技术，从一个存储单元存一个比特到两个比特，而成本不增加，这用到了一些基本原理；但是后来进入谷歌做投资，跟物理一点关系也没有，而如果当年自己选修了文学或者艺术，反而也许会有新的启发。这就像大学没有通过一门功课考试的乔布斯，学习了书法，才有了今天苹果的字体。重要的是你怎样去学习。真正的素质教育，很难用考试成绩去衡量。”

有了这样的感悟，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宓群更注重对孩子人格、特长的培养。儿子酷爱足球，他鼓励儿子参加各种校外的体育比赛；他发现12岁的儿子对大多数英超球员的信息、转会估值倒背如流，并能判断教练如何安排队员上场，他又鼓励儿子参加了一场电视台英超足球节目解说的海选比赛，颇感兴趣的孩子得了第二名，在全部都是大人的比赛中，他是唯一的小孩。宓群告诉他，一个人做自己最有兴趣的事非常重要。

然而从小就接受应试教育、习惯了考试名列前茅的宓群，却认为自己的学霸经历也会带来一点负面影响，那就是个性往往求稳，缺乏冒险精神。多亏了自己毕业后到英特尔工作，受到硅谷创业热的影响，才有了后来创业的勇气。创业往往是需要去冒险的，你不能等到所有的事都想清楚，四平八稳了才去开始，那时候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他的儿子在父亲节的作文里，特别写道：父亲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学会冒险。”

给宓群人生轨迹带来很深影响的还有他的父母。作为大学教授，他们一生过着清贫的日子，甚至在很长时间里都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中，但她的母亲却总是无私地帮助学生。有一次，一个学生摔断了腿，并不是班主任的母亲煮了鸡汤，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喝，却端着碗送到了学生宿舍。她那种非常朴实的待人接物方式对我影响很大，人的幸福最终不只是获得成功，更多的是你怎么去无私地帮助别人。”

如今从事投资工作的宓群深深领悟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很多创业者都会找他咨询各种问题，即使不投资，宓群也会尽量帮他们出谋划策。同时，在xGoogler的圈子中，宓群也是谷歌人的创业指导员。大家无论遇到什么创业问题都会找他。令他欣喜的是，从大公司走出去的xGoogler们正在迸发出空前的创业激情。2014年10月，在从北京的办公室搬回到上海后，他组织了这里的第二次xGoogler聚会，宓群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感慨道：明显的变化是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了！”

宓群的梦想是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优秀创业者，去改变社会。这是我当下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宓群说。

TIPS

宓群曾亲自参与创业，体会过创业的艰难与失败；他也曾将谷歌带到中国，深度接触谷歌创始人。他的经历带给我们几个启发：第一，即使有优秀的履历和才华，在缺乏商业经验和模式判断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取得创业的成功。因为创业所需的不仅是资金和技术，更多的是经验积累。对创业者而言，如果能总结经验教训，或者有机会到大公司学习和历练一段时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第二，即使在小事和细节上，也要敢于想象和实践，没有什么难题不可突破。第三，很多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下来，只想守业”，但这只会令其流于平庸，想要基业长青，靠的是创新、再创新。第四，想要成为最伟大的公司，就要舍得聘请最聪明、最卓越、最高素质的人才，只有优秀的人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大的聚合作用。

作为职业投资人，宓群的思考是：第一，拥有创业者的心态很重要，这样可以更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和支持；第二，只有在硅谷接触世界顶尖的产品和技术，才能对行业理解得更精准，对未来趋势的判断也更具有全球观。

预见未来

在谷歌中国，有一位特殊人物。他出生在台湾，年少时前往美国求学，并获得诸多成就。1990年，当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时，他就相信自己的未来会和这里息息相关。他是影响了一批批高校学生求学就业的人生导师，是两家跨国企业的中国区高管，如今，他成为中国互联网圈最著名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之一。他就是谷歌中国领军人物——李开复。

招收关门弟子”

2005年9月的一天，李开复将在中国招收50个关门弟子”的新闻，突然引爆互联网——在结束微软诉讼后，李开复以这样的方式公布他的新身份：谷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并正式启动谷歌在华人才战略。这些新加入者将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项目组；他们会有很多国外同事，并有可能和他们一起成为某项技术之父；谷歌鼓励员工用20%的工作时间学习其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会亲自帮助他们设计职业规划，并和他们保持交流和沟通，安排他们去美国参加培训……”与此同时，谷歌还对外招聘一个特殊岗位：一位五星级大厨，为员工提供创新的中西式餐点。此消息一出，除了互联网，更在高校圈引起轰动：如此优厚的待遇和无尽的发展空间，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学子们的热情参与。

事实上，李开复刚刚说服几位在美国工作的年轻人回到谷歌中国，他们包括科大少年班毕业、在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的郭去疾；小学时移民巴西，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斯坦福大学学习计算机的俞可；来自IBM的北大才女陶宁；谷歌早期员工，也是出自科大少年班、在斯坦福获得博士学位的周红；内地出生、香港长大，并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的陆韵晟等等。

2005年9月到10月间，李开复和上述几位年轻人马不停蹄地穿梭在中国十几个城市的高校中。前《大学生》杂志、现任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的王肇辉曾与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个过程。他回忆道：那时我跟开复每天早上5点起床，飞7点半的航班，连续旅行，去很多城市，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演讲。我年纪比他小很多，应该有体力支撑，但后来我都支撑不下去了。我们就给开复起了个绰号叫‘铁人’。”每一场演讲过后，都有上千人参加笔试，最后有50～100人进入电话面试，接下来则要到北京参加最后角逐。李开复说：那时的竞争激烈程度远超想象，几乎是千里挑一的程度。”

为了吸引那些顶级人才，李开复甚至登门拜访优秀学生的家长。当时，谷歌在中国刚刚起步，有点像创业企业，家长们并没听说过这家公司，在他们的观念里，还是希望子女进入微软、IBM这样的大企业”。为此，李开复邀请他们吃饭，甚至写信给他们。渐渐地，看过李开复的书信和书后，他们开始支持子女的选择。当年这些中国孩子愿意说服父母让自己做一些他们不支持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精神，这是来自勇敢、未来的召唤。”

2006年1月，50名关门弟子”齐聚北京。他们各个聪明绝顶、勤奋好学又阳光乐观，骨子里也有很强的创新精神。事实证明，谷歌中国第一批员工，决定了后来谷歌中国的基因。而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在离开谷歌后，也成了优秀的创业者。比如，曾经是谷歌最年轻华人总监的周杰，后来创办浪淘金，成为最早的谷歌帮创业者。从美国谷歌回国的周哲和陆韵晟，如今创办了平板电脑和系统公司技德科技；邸烁曾和宿华一起合作，如今邸烁成为汽车智能操作系统智歌科技的创始人之一，宿华则开发了GIF快手；蔡建作为关门弟子之一，后到美国谷歌工作多年，如今创办了中国的谷歌文档（Google Docs）一起写”；而王俊煜、崔瑾、李大海参与创建的豌豆荚则在创新工场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那一批种子都是今天谷歌创业帮的小苗。谷歌中国早期人才的架构，意义大于公司的市值、产品模式。因为人才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的结构不仅奠定了谷歌中国当时的产品，也奠定了很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像一个中国互联网创业的黄埔军校。”王肇辉评价说。

如果一个人在20年间创立了10家公司，哪怕并非全都成功，但是每家公司有50人，那就是影响了500人。这500个人，走出去又会不断发散他们的创业、创新力量。所以，一个人的价值早已超越了个体，这种谷歌精神是绵绵不绝的。”对于谷歌创业帮的蝴蝶效应”，李开复十分自豪和感慨。

可回想当年，选择突破层层阻挠加入Google，带领一众年轻人开始在中国互联网的原始丛林中冒险，对李开复来说也是一次全新挑战。勇于选择的基因早就埋藏在我父辈的血脉中。”李开复说，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改变世界的声音

李开复出生在台湾，父亲李天民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他在南京《中国日报》任总，后到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任教。母亲王雅清，19岁就追随李天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从大陆辗转来到台湾。

坚韧的母亲在43岁时生下李开复，这让他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20世纪60年代，台湾兴起留学美国热，李开复的大哥考上美国杜兰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科研人员。然而当大哥学成归来，却发现台湾的教育还是八股式、以考试为中心，于是他希望自己最小的弟弟早些去美国读书。在他的帮助下，1973年，12岁的李开复第一次登上飞机，开启留学生涯。

去美国做小留学生这件事对我的人生很重要，否则我就不会在世界顶尖的体系里学到很多东西，包括自信心和自我选择的能力。”李开复说。在美国，年少的他经历了初次离家的艰难，似乎一夜长大。两年时间内，他疯狂地攻克了英文，甚至入围了州际作文比赛前十名。高二那年，他的数学天赋也崭露头角，参加芝加哥大学数学天才训练营，并获得了州际竞赛第一名。年仅十几岁的李开复，还成为学生会副主席和学校搞笑校刊”创办者，并因高中学生创业尝试项目获得荣誉，被全校评选为将来最可能成功的人”入选者。

1979年，在申请大学时，李开复遇到了一次挫折，他并没有被自己梦想的哈佛大学法律系录取。不过，常春藤联盟的哥伦比亚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谁曾想，这个选择却成为李开复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改变。过去，他认为自己喜欢法律，希望未来成为一名律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政治科学”（是法学博士的预科专业），然而上了几门课后，他却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相反，自己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却显现出来。大二下半学期，他正式决定改变专业，进入计算机科学”专业。

哥大法律系当时在全美排名第三，如果继续学习法律，李开复的前途可能是以下几个：做法官、律师，参选议员；而在当时，计算机专业并不是很火的专业，毕业后也未必有好的出路。但这一次，李开复的感性却占据了上风：未来这种技术能够思考吗？能够让人类更有效率吗？计算机有一天会取代人脑吗？”一想到这些问题，他就心潮澎湃，相信这才是自己一生的意义所在。

在学习计算机的过程中，李开复的潜力再次被激发。在被公认为最难通过的可计算性和形式语言”课程中，他考到100分，创造了该系纪录。1983年，他以计算机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进入当时计算机科学专业全美排行第一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1988年，他将统计学的方法应用于语音识别，准确率达到96%，被《商业周刊》评选为1988年最重要的科学发明。

博士毕业后的李开复拒绝了工作邀请，接受教授的建议选择留校任教，并被破格允许带博士生。那是一段轻松快乐的日子，根据学校的制度，如果继续在校任教，他可能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然而此时，李开复身上不安分的血液再次让他蠢蠢欲动。一方面，他对学校的一些杂事感到厌烦；另一方面他也自问：即使一辈子论文著作等身，对世界又有多大影响力？在李开复心里，改变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强大。1990年，他接到苹果公司的工作邀请，鼓足勇气提出了离校申请。这一次选择，也让李开复彻底从象牙塔走向了充满未知、挑战而又美妙的商业世界。

在商业世界探险

如果回顾李开复前20年的职场生涯，他的名字和几个赫赫有名的科技公司紧密相连：苹果、SGI（Silicon Graphics，美国硅图公司）、微软、谷歌，每一个都是具有改变世界雄心的顶级公司；同时，在复杂的商业丛林中，他也获得了全方位的宝贵经验：关于产品、管理、颠覆、竞争、创新……

初到苹果，李开复见识了这家酷公司的与众不同，这里活跃着一批牛人：彼得·米勒（Peter Miller），曾是著名软件Lotus123作者之一；菲尔·高德曼（Phil Goldman），后来创办了Web TV（1997年被微软以4.75亿美元买入）；安迪·鲁宾（Andy Rubin），正是后来的安卓（Andriod）之父。在苹果，李开复完成了从研究到产品的转型，使语音识别成为公司的明星项目；他开始积累管理经验，从科学家成长为苹果最年轻的副总裁（互动多媒体副总裁）；他更见识到广博的外部世界，结识了SUN Microsystems的CTO、后来成为谷歌CEO的埃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网景创始人和浏览器之父、当今著名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以及SGI高层等。

1996年，李开复离开苹果，加入SGI，他开始更多地思考公司的战略地位。究竟什么样的创新是世界需要的？”李开复认识到，产品的成功，不光取决于技术，而且取决于市场，尤其是渠道建立是否正确。此外，控制财务风险、激励销售人员也非常重要。还有，作为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他意识到这个出身的两面性：好处是，技术人员可以看到产品的发展趋势甚至预测未来；弊端则是技术人员往往忽视整体运营，注重智商而忽略管理中重要的情商。

李开复说，选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他的父亲李天民曾有一个遗愿：希望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点事情。他在SGI所在的部门遭遇出售后，处于人生低谷的李开复却迎来了他职场中最珍贵的一次经历——进入微软，到中国组建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

这个计划令李开复非常兴奋，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像不可能的任务”：过去，李开复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过，虽然他觉得中国年轻人很优秀，未来的发展机会很大，但是，能否在这里找到一批高水平的博士尚是未知数；另一方面，想要说服一些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的工程师回国也并非易事。然而，越是艰难，李开复越想要挑战，他希望创造一个奇迹。

1998年，他终于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微软测试经理陈宏刚、资深软件工程师凌小宁、秘书陈蕾，正式回国创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随后，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黄昌宁、林斌、邸烁等也陆续加入其中。

吸取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李开复希望做一个有用”的研究院：第一，不设定过于长远的目标，而是聚焦3～5年可实现的研发项目上；第二，国外研究院大多都是各自为战的状态，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大师，而中国研究院要采取兵团作战，即确立几个司令”，在他们的带领下共同作战。这对于提升效率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微软中国研究院开始完成产品转移，并获得了向比尔·盖茨汇报的机会。

2000年，李开复被调回微软任全球副总裁。在西雅图，他参与了MSN、Windows Vista项目的推进，也帮助盖茨在中国进行政府和商务合作的斡旋。履行使命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微软公司在发展中的瓶颈。微软花费冗长的周期开发一套软件的时代已经过时，而新崛起的互联网公司，则是小而快。此时的谷歌，正代表一个新时代，这里天才云集，是互联网最受尊敬、最成功的公司。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诉讼后，2005年，李开复加入谷歌，这是他人生中又一次重要的抉择。

在谷歌中国，李开复开始尝试一种真正的放权：让天才工程师自己去选择有兴趣的项目做，成熟的工程师们自己选择产品去研发，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他也发现，这里的人才越来越成熟和出类拔萃。

从苹果到微软、谷歌，经历了全球科技界最具影响力、市值最高的三家公司，李开复对它们也有了自己的评价。在他看来：

苹果重视用户体验和美的设计，真正在乎细节、专注完美、近乎苛求。因此，这家公司成了少数用户（如今则是大量用户）真心热爱的高科技公司。苹果有改变世界的精神，并且不屑于微创新，励志大胆做出用户自己还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产品。正是这样，苹果引领了不同产业——电脑、手机、音乐、软件商店等多次示范式转移。

微软的优势则是长于战略分析、商业模式。它能够分析透每个细分产业的发展和商机。他们有强大的分工和担责精神，能够把大项目拆分成小块，由少数明星人物领头，带领大团队分批执行。

谷歌是技术驱动的科技平台，也云集了一大批一流人才，他们用自己想怎么被管理就怎么管理这些天才”的精神招揽最棒的人。谷歌的决策是科学化、互联网化，参考真实数据后才做出判断。如果说微软是航空母舰，谷歌则像一艘快艇，能利用小团队+实时回馈+主人翁感打造和创业公司一样快的产品更新和创新。

然而，这几家公司也有自己的弱点和挑战：

苹果从基因上来看是一家硬件公司，一直没有抓住软件的核心。它认为软件的存在就是为了支持它的硬件，这种思维导致苹果一直没有做出相对于硬件独立的软件。此外，苹果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感”——你能做我的员工，是你的荣幸”，因此在员工福利方面，或者对职衔方面比较小气”，不如其他一些顶尖公司。最后，乔布斯过世已经三年半，苹果只推出了一个崭新产品iWatch，而且评价还好坏参半。因此，苹果最大的挑战是：没有了乔布斯，它还能创新吗？（这里不是说创新都来自乔布斯，而是他能够在上千的员工创新中，砍掉大部分项目，有眼光挑出并支持那些能改变用户体验的项目。）如果苹果不能再继续以创新领跑全世界，那么Android或小米带来的95%体验、50%价钱，就会给它带来灾难。这件在20世纪90年代的Mac和PC大战中颇具教训的事2，可能也会发生在手机上。

至于微软，它似乎已经脱离了一线公司的阵营，这是因为它一直没有抓住四大趋势：网络（internet）、移动（mobile）、社交（social）和物联网（hardware/IoT）。在网络方面，它投入巨资开发的搜索引擎却依然远远落后，每年赔钱。在移动方面，它曾经是唯一的smart phone OS，却把市场份额拱手相让。在社交方面，除了投资Facebook，它没有任何成绩。物联网其实是微软很早开始的部门（X Box），但却没有抓住最近的机会。微软根深蒂固的问题在于：第一，公司思维比较封闭（因为不在硅谷），对业界动荡体会不够深刻（错过了这四个趋势），固有的商业模式很难改变（例如Windows收费，这点最近有所改变），而要改变这些公司文化很难。第二，微软的两大商业模式——Windows和Office，不但带来了创新者的窘境（旧的商业太大，成为包袱，不愿意去做新商业），而且都面临巨大的灾难，每年我们都看到灾难快要降临了”，但都没有到来。微软还能躲过多久呢？兴起的小而新的商业项目做得不错，但是能足够快速地成为新的支柱吗？第三，微软的产品模式也比较过时：团队巨大，工程师和架构师权力太大，产品经理相对弱势，对用户不够敏感，开发周期太长。在更新迅速的互联网时代，这样能有竞争力吗？第四，因为不被很多年轻人认为是一线公司，比较难得到顶尖人才。

谷歌最大的挑战是它有最容易作恶”的最大、最有价值的数据，却有绝不作恶”的承诺。它能够束缚自己的手脚，不被大数据诱惑吗？如果别的公司都会动用，它能忍住不用吗？如果一旦用了，由于它的不作恶”（Do no evil）理想已经把自己放上了神坛，所以定会被攻击得很惨。谷歌是个理想主义的公司，当它看到一件事符合它的理想时，它毫不在乎外部因素。而且谷歌在创办人说了算的环境里，推崇比较固执任性的工程师文化：当我没有错时，我就要证明我对、你错，绝不妥协。它和欧盟的僵局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是，没有柔性的政府关系是危险的。谷歌碰上的垄断问题，有可能会牵累整个公司（微软就是为了处理垄断调查，最后整个公司疲惫不堪；为了不触犯法律，谨慎到流程变缓）。另外，谷歌自认为是个以科技为核心的公司，所以希望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带来颠覆。但是，在硅谷其实颠覆者都是小公司。所以谷歌会不会还没有颠覆别的领域，就被小公司颠覆了呢？从硅谷的发展看，这是难以避免的。最后，在非核心领域的产品，似乎总是碰到问题（当然，另外两家公司也是）。

其实，这些挑战大部分都是这些伟大公司成功的双刃剑的另一刃，或许是无法逆转的。另外，每个公司有它的15 minutes of glory”（15分钟荣耀）。现在，微软的15分钟已过，苹果、谷歌的15分钟也所剩不多。但是，伟大的公司，即便15分钟过了，它们对世界的贡献和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会永存的，就像柯达、福特、HP、IBM一样。3

比尔·盖茨是一个极客型的人，他是极客中商业头脑最好的，他一直深信一小批聪明人可以带动1万人造出一艘航空母舰。他思考如何用先进的技术造福人类。拉里·佩奇不要1万个人，他只要找10个天才，来降低摩擦、政治斗争的种种可能。同时，他相信一个聪明人可以顶10个普通人。即使是用复杂的方法，谷歌也会在用户面前呈现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乔布斯是一个真正颠覆世界的人，他能够将商业模式和艺术、战略眼光相结合，做出一件美妙的东西，让你爱上它，并与它产生情感的联系。这就是不同的三个人。”

假设比尔·盖茨和拉里·佩奇是1000万人中10年出一个的人才，乔布斯则是1亿个人，50年才能遇到一个的那种天才。”李开复说。

谷歌往事——隐秘与伟大

什么是真正的Googler（谷歌人）？在这家神秘的互联网公司向天才们广撒大网时，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答案。李开复认为，他们应该是创新实践者”。所谓创新，是指可以实践的创新。谷歌希望有激情的工程师能够从构思到编程一气呵成，这不仅能提升效率，还可以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所谓实践者”，则意味着每一位员工要苦练内功，不仅要学好各种计算机语言、工具，各种结构、算法、数据库课程，还要有丰富的编程经验，最好在上大学时就编写过10万行以上的程序。哪怕做产品经理，也要有很强的技术。此外，Googler还应该有很高的情商，有团队精神，愿意沟通合作。

谷歌非常注重人才出自名校（这里斯坦福、MIT、哥伦比亚等名校毕业生云集），所以Googler们都是超级学霸；此外，谷歌的面试大部分是用英文进行的，如果应聘者没有足够强的沟通能力和英语能力，就很难通过。当然，谷歌还有work hard, play hard”（努力工作、尽情玩耍）的传统，在谷歌总部，好玩的东西层出不穷，员工甚至可以带宠物上班，并尝试各种趣味性的东西。谷歌杜绝官僚主义，老板们也不会独享宽大的办公室。李开复依然记得他见到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的那一天——佩奇骑着自行车到达海岸高尔夫球场中的麦克餐馆，布林则干脆身着紧身衣、脚踩踏板而来。曾经，一个新员工和著名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彼得·诺维格（Peter Novig）分到同一间办公室；据说，还有员工干脆把工位搬到CEO埃里克·施密特的办公室里，这让施密特不得不走出办公室接听那些重要的电话。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创办谷歌中国的日子是美好的。自由、快乐、放权、宽容、追求平等的文化被引入这个全新的市场。对李开复而言，这也似乎是个完美的开始。

然而，一旦真正进入复杂的商业世界遨游，在童话的外衣下，险象环生的内外风险已经开始冲击这个襁褓中的婴儿。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谷歌的不作恶”（Do no evil）价值观与中国市场特殊性的冲突。如果服务器设在中国，意味着谷歌不得不履行中国政府的审查程序，并遵守中国的法律，而在强调客观、公正、完整、不人工干预”使命感的谷歌，有很多对中国国情不了解的工程师甚至管理者不愿为此做出特殊妥协。他们不断施加压力，甚至将这种压力上升到媒体，美国国会也要参与听证。2006年，尽管在这件事上，谷歌的三位统帅一度达成了一致，并给予了中国市场信任和破例，然而，这种隐忧并未得到真正铲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谷歌中国又出现了ICP（因特网内容提供商）牌照风波”。虽然采用外资公司借国内合资互联网公司牌照壳上线的模式屡见不鲜，但由于谷歌受到空前的关注，使得刚刚诞生不久的google.cn被推向国内舆论的漩涡，谷歌又深陷被相关部门判决违规经营”的担忧。因为不得不暂时接入google.com的国外服务器，产品的稳定性也大打折扣，在商业竞争中，迎接谷歌的是狂风骤雨。可以说，在试图大展宏图的同时，2006年，却是内忧外患的一年。

事实上，曾经经历微软官司的李开复对很多事已经有了新的认识：那就做能做的改变，不去计较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谷歌中国前三年，他恪守的最大准则是，在这里打造一个人才济济的研发中心；在业务上，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搜索、搜索！

如果现在回顾谷歌中国三年的成绩单，它是曲线上升的。李开复回忆，搜索份额从最低的9%做到最高的24%；营业市场份额从几乎是0（当时不销售广告），做到35%。这正是坚持搜索”一条路走下去的结果。当时，一直梦寐以求做搜索的研究院副院长刘骏，也和团队实现了很多技术上的突破。

李开复评价说：如果抛开服务器退出中国的结果，我们曾经拥有的，如果按今天百度近700亿市值估计，即使谷歌只是它的1/4，也是一家巨型公司，仍然不容忽视。”

那么，谷歌退出中国的最大遗憾是什么？或许这个问题在几年后有了一个新的答案：那就是移动。即使搜索做到1/4，在国内竞争环境和总部压力下，这个数字也很难维系和突破。然而，安卓作为谷歌的一套开源系统，如果用一套商业模式去运营，或许今天的市场，不会被拆分成无数个应用商店，甚至不会有小米、锤子、乐视的机会。谷歌的放弃是一种遗憾。而它的撤出也可以明显看到它不要的市场，哪些在中国可以得到机会。安卓的生态环境跟美国不同，里面有大量机会。谁有这个眼光，就成为今天的受益者。”李开复说。当时的谷歌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斌，做事非常有激情，也敢于尝试新事物，他带领团队负责移动项目，与安迪·鲁宾密切合作。如今，他参与创办并担任总裁的小米科技，已经成为安卓系统的最大受益者。而创新工场孵化的移动应用豌豆荚，也是基于这套开源系统的成功尝试。

如果当时谷歌留下来，今天这个局面应该会不一样，安卓会成为谷歌最有价值的业务。当然这件事没有发生，但是我们至少证明了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

那么，如果问谷歌留给中国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或许可以从两个意义上来看。

从事”上看，谷歌的价值在于一整套做事方法，比如说评估层级、OKR（目标和关键成果）系统、内部沟通机制……一直到创办创新工场，孵化豌豆荚、，都在沿用这个模式。以OKR系统为例，它是区别于KPI（关键绩效指标）的考核机制，需要员工自我制定业绩目标，由平行部门来打分，而不是过去简单的上级设定目标下级完成。它的特色在于，员工不能设定一个可以轻易完成的指标，而是要有高瞻远瞩的目标。从执行上，不用认为每个目标都要100%达成，做到七成就可以过关，全部达到则是amazing（惊喜），因此这个评估系统特别奖励那些顶尖的人才。

还有谷歌留给中国的文化，已经被xGoogler渗入中国的各大公司和创业企业中。比如，他们骨子里学到的技术、开放式文化、如何雇用最聪明的人、提供好的福利、有钱大家分而不是老板独占以及对技术的尊重，尤其是云端大数据、移动，还有看到谷歌如何成就未来——一小批聪明人，可以比一大批不那么聪明的人做出更伟大的事情。所以，如何组织他们开发产品，平衡用户需求，都是谷歌留下的宝贵财富。

李开复在微软的最后两年曾有一大批最聪明的员工被挖角到谷歌，也有很多是主动投奔谷歌而来。事实上，这是美国科技界最正常的现象：当科技潮流变革时，旧公司很难赶上新公司的发展速度，因为它很难从固有的思维中跳跃出来，这就是创新者面临的窘境。比如，做搜索的谷歌居然会把微软垄断的操作系统拿下；而今，谷歌最大的挑战者则是社交网络Facebook，这些都令人难以想象。而聪明人总会向新的潮流奔跑。然而，微软与谷歌在处理人才这件事上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微软的方式是想办法把人留住，也会用合约、协议来束缚（微软以违反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起诉李开复跳槽谷歌就是典型案例）；如果真的要走，双方就一拍两散。而现在，谷歌也遭遇到Facebook的挑战，谷歌的处理方式则是，看对方要挖的人是不是公司最重要的10%，如果是，谷歌会以不低于Facebook的条件说服优秀人才留下；即使失败，也会密切地与这些离职员工保持联络。为此，谷歌总部官方还特别建立了一个离职Googler的组织，有专门员工关注他们的进展。谷歌甚至可以投资、收购离职员工成立的新公司。就是在经历这样的熏陶后，这一批离开的Googler，用这套方法在新的领域把公司经营好、把文化搭建好、把重视人才的心态确定好，把自己的基因带到了新公司，这个影响超越了谷歌的技术或其他的东西。这样的影响是最大的。”李开复说。

从人”上来看，毫无疑问，谷歌留下的最大财富就是这些xGoogler本身，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创业群体之一。他们中，包括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和汪华、陶宁，创新工场投资、孵化的项目——豌豆荚、友盟、涂鸦移动的创始人王俊煜、崔瑾、蒋凡、王晔，创办了百世物流的周韶宁，创办了中国最大育儿平台宝宝树的王怀南，光速中国创投董事总经理宓群，兰亭集势创始人郭去疾，云云搜索（后被新浪收购）创始人刘骏，小米科技创始人、总裁林斌；曾经参与创办云云的安兴华（现成为安的鸡尾酒创始人）、盛佳（现担任互联网金融公司先锋CEO），MediaV联合创始人胡宁，技德科技创始人周哲、陆韵晟等，智歌科技创始人邸烁，GIF快手创始人宿华，木瓜移动创始人沈思，云智联创始人田行智，晶赞科技创始人汤奇峰，曾在创新工场任用户体验总监的吴卓浩再次创业创办了INWAY Design和房地产O2O公司方橙，嘀嗒团、嘀嗒拼车创始人宋中杰等，不一而足。

即使没有选择创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也都成了互联网公司杰出的职业经理人。比如曾加入腾讯的原Google图片搜索创始人朱会灿、中日韩文搜索算法主要设计者吴军都曾是资深美国工程师；原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颜伟鹏先加入腾讯，现成为京东集团副总裁；曾跟随宓群负责战略投资的彭志坚成为腾讯负责基金投资的副总裁；原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王劲成为百度高级副总裁、曾创办云云搜索的刘骏现成为百度技术副总裁；以及原Google研究员、机器学习博士张栋则先后在百度、360负责搜索业务，后来其创业团队被阿里收购……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发生，即Google美国总部有越来越多人离开，比如从美国谷歌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如今创办格灵深瞳的赵勇，创办出门问问的李志飞等。在谷歌总部的Googler，从技术的学习上来说会比中国有更多机会，也能见识更多技术大牛，和他们讨论未来发展方向。而现在，回国创业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也会创造更多的精彩。”李开复说，如今xGoogler俱乐部也从几十人增加到了几百人。

谷歌虽然有它的使命，但留下最重要的精神是深信技术可以改变世界，这一点在五年前还有很多人质疑，但如今大家发现它可以改变手机、改变PC，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O2O、共享经济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深信技术可以改变世界，让它更美好，这是谷歌的核心理念。”

现在，李开复的昔日同事，最后一位同时期的Googler、离职前任谷歌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的谷雪梅也离开了谷歌，加入了创业阵营。她对李开复说：你‘嘲笑’了我很多次，现在我也出来创业了，一定要做出成绩才让你知道。”谷雪梅的离开，也意味着谷歌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李开复记得自己曾经对她说过的话：你离开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把灯关掉。”

新起点：创新工场

曾与李开复合作多年，后成为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的王肇辉依然记得创新工场刚成立的日子。当时美元基金还没到位，我就陪开复去银行取他的个人存款给大家开工资，然后把现金放在每个人桌上，大家只需要打张收条；出差住的不再是五星级酒店，而是快捷酒店，还会自带吹风机；其实那个时候，外界对开复要做什么还不太理解。”

李开复则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幸运。得益于业界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无论是媒体、投资人，还是行业合作伙伴，并没有让我们真正归零、从头再来，而是给了我们一定的机会。所以虽然物质方面起点不高，但我们获得了自由性解放。”

的确，对李开复而言，相比其任何过往，这的确是一次自由性解放”：他将不必受制于外企的流程，向总部解释、证明、自证，并承受巨大压力，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沟通上。他终于实现了与自己最关注的年轻人一起工作的梦想。

如果时间倒退二十几年，我们看到，李开复和中国学子的渊源早已结下。1990年，当时还在美国工作生活的李开复，通过一次偶然回国的机会认识了一批中国学子，并与他们通过邮件保持密切联系。他发现，这是一群跟他一样聪明，甚至比他更努力的年轻人，但受制于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他们面临更多的挑战。1998年回国工作后，李开复开始更密切地与青年学生接触和沟通，为他们的学业、就业建言献策。2000年，他写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在高校中引起了很大轰动，陆续，又有了第二封、第三封……第七封信；之后他创建了我学网”，出版了三本面向大学生的书。因此，如何帮助学生成长成为李开复认为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此外，如何在中国科技崛起的时代帮助一批青年人推动中国进步并发挥个人潜力，也是李开复希望发挥的最大价值，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特殊优势是跨国、跨文化，他曾亲历和体验美国与中国公司的环境，深知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那么，用合适的方法描述、解释外国好的技术、产品、文化，无疑是他的最大价值。

在谷歌时，也会有人问他：开复，如果我明年离开公司OK吗？”假如我离开公司你会怎么看？”那时他们还是拐弯抹角地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李开复说。而今，80后、90后的年轻人，则会干脆直接地问：我想要离开我就职的公司，自己去创业××项目，你能支持我吗？”与其间接地帮助他们，那还不如直截了当地做一件事，让中国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开花结果。”李开复说，如果说过去，对年轻人的解惑和帮助是那个时代的特殊需求，那么今天，全世界是平坦的，能独立地在创新工场实质性地帮助一些创业者，看到他们成功的概率从10%成为50%，看到他们从一个青涩的毕业生变成管理千人大公司的领导者，支持这样一批有潜力、有智商的年轻人，是我最想做的事。”

客观上讲，为青年人搭建一个辅导创业的平台，这件事于李开复来说也绝非偶然。几年前，这颗种子就在他心里发芽了。如果说谷歌看到互联网的崛起，创新工场就是看到中国互联网的崛起。一方面，BAT在不断长成巨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雷军、周鸿祎等本土创业者在这个环境中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来。”李开复开始意识到，中国互联网并不是非要完全复制美国互联网模式，可以有中国式的创新。那么，凭借他的跨国、跨文化经历，学习美国最先进的商业、产品模式，再结合中国特点进行创新，这就是创新工场的机会所在。

在创新工场的早期人选上，李开复给了xGoogler极大的优待：联合创始人汪华，在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他曾在谷歌中国创建了优质广告网络，并参与投资管理，与中国本地互联网伙伴结成战略合作。2010年加入创新工场的首席运营官、合伙人陶宁，拥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耶鲁大学获得MBA学位。她曾在微软、IBM等公司的中国和美国总部工作，也曾被刚创办谷歌中国的李开复三顾茅庐力邀加入谷歌。还有用户体验总监吴卓浩，在同济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得艺术学硕士学位。这个热爱艺术和设计的年轻人，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加入谷歌中国后，创建了谷歌在美国以外的第一个用户体验团队。产品总监王晔，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计算机学士与硕士学位。2005年，他在校期间就参与创业，成立了上海复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首席技术官。

创新工场的孵化、投资项目，也处处散发着谷歌基因。早期项目友盟是面向国内移动应用程序开发者的服务平台，创始人蒋凡，200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同年加入谷歌担任工程师，参与地图的研发。2013年4月，已经初步长大的友盟，被阿里巴巴公司收购。成立于2010年的豌豆荚，是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商店，后来则转向移动垂直搜索。创始人王俊煜曾是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的免试保送生，后进入谷歌中国从事用户体验设计。在谷歌工作3年后，他随着李开复共同创办创新工场”，并于2010年4月加入豌豆实验室。涂鸦移动是Android平台的全球移动社交游戏公司，由创新工场创始人之一王晔在2010年10月创办。美味书签创始人江宏，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曾获得雷军设立的腾飞计算机奖学金。后获得Fan’s Family Fellowship奖学金并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曾加入谷歌，在总部从事搜索基础架构开发。2012年江宏率团队加入AVOS中国子公司，出任总经理并负责美味书签项目。2011年4月，这一项目被YouTube联合创始人查德·赫尔利（Chad Hurley）和陈士骏（Steve Chen）收购，而陈士骏同时是创新工场的LP（有限合伙人）之一，创新工场也投资了美味书签天使轮。

很大程度上这些Googler通过谷歌平台，获得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的机会。无论是谷歌的管理还是文化，都让这些Googler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并且看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李开复感慨道。

由于是最早把国人尚不知晓的孵化器”模式引入中国，创新工场从成立的那天起就站在了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所有的肯定、质疑、讨论，都被无限放大。李开复坦言创新工场一直走在创业的路上。我们每天都在研究、改变。”刚成立时，工场提供的服务比较标准化，比如如何设立一个公司的海外架构、财务税务如何处理、员工工资怎么发、如何建立简历数据库等，有了这些基础工作，才慢慢演变为可更深入复制的增值服务。刚起步时，创新工场也希望更深度地参与项目，比如豌豆荚、点心等。但在摸索中大家发现，这种在翅膀下孵化的模式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深度参与让创新工场可选择的项目非常有限。他们发现很多强大的创业者并不需要投资人深度参与，他们之所以创业，就是因为他的自信、独立，凡事希望自己学习、自己干，而不是有一个老师一直监督着自己。所以如果创新工场仅把自己作为一个孵化器，其所能获得的案源，以及最成熟、最独立、最自信的创业者就都会十分有限。因此，一个重要转型在于挖掘最棒的项目，而不必在乎是不是在最早期的天使轮。遇到情投意合的项目，即使在A轮、B轮，创新工场也会投。我们的价值就在那里，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索取，我们会主动告诉你这些机会。但是我们不会把自己当成教练、老师，太多地把手放到公司里。这样在狼性创业者圈子里我们会更受欢迎。”李开复说。

随着中国创业者的能力不断提升，我们也越来越觉得，如果太多地去保护小公司，把他们当作小鸡去圈养，而不是将他们放在荒野去生存，这是有好处也有坏处的。我们也在学习和寻找这两者的平衡。因为很多事情做过了，就能获得一种经验，是有价值的。在你能帮助创业者做的事情里面，哪些是真的该做，因为让他做是浪费时间，哪些是你应该放手让他自己去闯的，从失败或成功中获得经验教训，这里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这也是我们正在寻找和思考并希望获得的平衡。”

2015年，创新工场已走过5年历程，根据李开复公布的数据，其累计投资了超过150家公司，其中近20家公司估值在1亿美元以上。创新工场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好的早期投资机构之一，甚至成为世界最好的早期投资机构之一。这是我做过最棒的一件事。”

李开复的挫折启示录

周哲说：开复就是那种天生知道自己会发光的人。”即使聪明如李开复，拥有最好的学习履历、最好的工作经历，并总能在人生的转折点上掌舵自己的命运，也并非一路都一帆风顺。李开复坦言，自己经历的几次挫折，可能超越了创业者遇到的挫折挑战。虽然这些挫折一度令他倍感煎熬，然而，李开复始终坚信，在痛苦中寻找出路，经历磨炼，并重新豁达，或许会有更好的未来等待自己。而这些，也是所有创业者需要历练的心智。

2005年，当李开复选择离开微软加入谷歌时，曾遭遇微软的诉讼。他可能会因此而身败名裂，他经历了可谓人生中最漫长灰暗的60天。然而，即使在重压下，他也并没有屈服于这个颇有权势的大公司。一方面，他选择积极准备应诉；另一方面，他开始接受和放下那些自己不能改变的事情。我不能改变舆论，但能够改变什么呢？通过完整的证据改变法官的看法，最终证明微软的错误，允许我去谷歌工作。说起来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做起来并不容易。”

2013年，李开复在体检中被发现罹患癌症。最开始，他也很痛苦地责问：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但他发现这种想法对疾病恢复并无益处，自己能做的，则是把身体照顾好，甚至进一步思考。也许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一个‘果’，而是老天在传递一个信息要你改变一下做事方式，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周哲回忆说，当时李开复太拼命，甚至去跟别人比每天谁最晚还在回邮件，又起得最早。而现在，李开复尝试着劳逸结合地工作，也更多放权给年轻人。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在恢复，并发现了很多生活中不曾发现的美好。而那些被放权的年轻人，也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发挥了更大的价值。

在创新工场成立之初，因为高调亮相，公众对其所有的肯定、疑问、讨论也都被无限放大，李开复也曾陷入压力和迷茫。有人质疑，没有创过业的职业经理人能不能帮到创业者，创新是不是真的能被孵化出来。然而，李开复做出的选择是：专注。只相信结果，不必在乎过程。一方面我们证明了自己，是靠结果说话的，专注在自己擅长做的事情上，不用在乎风言风语，任何质疑最终都要通过成就才能回答。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太高调了一些，也许别人就会自然挑你的刺。现在我觉得做事应该比说话更重要。未来我们更想把事情做好。”

TIPS

在李开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突出的闪光点：情怀”领袖气质”和格局”。

关于情怀”，从第一次来到大陆起，李开复就和中国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渴望以自己的跨国、跨文化背景帮助中国学生更好地发现自己。为此，他曾多次致信学生，创办我学网，甚至尝试在中国创办学校。虽然身为跨国企业高管，但李开复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都花费了大量精力，也成为著名的学生导师。而今创办创新工场，正是他这种情怀的延续：这是他最为热爱的事业，因为他真正参与到年轻人的创业中并实际给予他们帮助。

李开复身上独具领袖气质”。周哲曾打趣说，如果李开复生在美国白人家庭，他或许可以去竞选美国总统。他的影响力、视野和自律性，一直以来影响着身边的许多人。从微软研究院到谷歌中国，一直到创新工场，他的身边一直聚拢着最优秀的人才和项目。可以说，作为一家新创企业，创新工场今天所取得的很大成就和得到的支持，都与李开复个人的影响力和魅力密不可分。

关于格局”，李开复丰富的人生阅历带给了他更宽的视野和更大的格局。他最早预测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趋势，这让创新工场作为早期创业投资机构获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市场和创业者认可。其后来锁定的内容娱乐、共享经济等领域，也出于其对趋势的及早判断。

孵化梦工场

离开谷歌中国后，李开复和几位xGoogler创办了中国的Y Combinator——创新工场，试图以孵化+服务模式推动中国本土科技创业。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全新尝试，也是李开复多年来帮助、指导年轻人创业的一种情结和梦想。如今，那些从创新工场孵化出的小鸟已经展翅高飞；而对于创业和投资，创新工场也有了更多的转变和思考。

回到创新工场的李开复流泪了

2015年春节后，疾病康复中的李开复走进久违的创新工场，他和每一个人拥抱，并和工友”们进行了一场近距离的沟通。他回忆起2009年创办创新工场时，他所面对的舆论、行业压力。当时，很多人对他说做早期投资太累，不如做VC（风险投资）、PE（私募资本）赚快钱；孵化器模式在中国又未经验证，前途未卜。总之，反方的声音几乎盖过了正方的声音。然而，5年过去了，创新工场的模式得到了证明，其早期投资的行业翘楚地位也得到认可，最早涉足移动互联网也让创新工场在早期投资领域获得更多空间和筹码。李开复还说到，创新工场孵化的豌豆荚也是一步步得到市场认可的，他鼓励大家不要被任何外来、言论上的压力打垮，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未来，豌豆荚还会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希望大家支持王俊煜做的每一个关于公司方向的决定。讲到这里，似乎是产生了情感的共鸣，李开复不由自主地流泪了。

时间退回到2009年，还是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的李开复把汪华、王晔、王肇辉三个人叫到家中，他告诉他们，自己有了一个未来很长时间的打算”，他希望做一家像美国Y Combinator那样有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地位的早期投资机构，这不仅包括早期天使投资，还包括项目孵化和服务。孵化项目的流程是：先在内部进行创意投票筛选，合伙人每年再从中选出20个创意去实践。经过一段时间测试，保留10个项目，最后成立5～6家子公司。整个周期会用一年时间去尝试，一旦项目成熟，子公司将脱离创新工场的孵化模式，独立走向市场，接受新一轮风险投资，创新工场也会参与跟投。而在服务上，创新工场先是提供一套比较标准化的服务模式，比如如何设立公司的海外架构、财务税务如何处理、员工工资怎么发、如何建立简历数据库等，有了这些基础工作，再慢慢演变为可更深入复制的增值服务。

李开复主动约见了柳传志、俞敏洪、郭台铭等人，谈起自己的创业想法。事情进展的速度出乎意料，几乎都没超过10分钟，他们就主动问道：开复，你需要多少钱？”甚至，郭台铭当时想要拿出十几亿美元直接交给创新工场，然而李开复却拒绝了这笔巨额投资。原因是他不希望创新工场成为富士康的子公司，他希望有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元的合伙人参与其中。最后，由柳传志、俞敏洪、郭台铭、刘宇环、陈士骏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商业领袖组成的战略投资人，为李开复和他的创新工场募集了第一只1.8亿美元基金。在后面5年内，第二只基金接近4亿元人民币，第三只基金2.75亿美元。累计起来，创新工场已掌管了5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然而，即使顺利得到投资人认可，当时创新工场的模式能否成功，不少人心里还是打了问号。彼时，创新工场和谷歌是邻居，不少Googler过来看望李开复，他们的态度，有关心也有担心。毕竟，李开复的创业意味着他和过去他所被赋予的光环、符号分道扬镳，他不再是一个指点江山的明星高管，而是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的创业者。比如，创新工场的房租是李开复与房东吃早餐时亲自谈判的；创新工场的商务、政府关系，李开复都要参与到具体流程中。另一方面，如果创业不成功，过去的辉煌也有可能一去不返。

李开复和汪华、王晔、王肇辉4个创始人在第一个办公室里度过了初创期4个月。由于美元基金还没到位，李开复几乎花光了自己手上的所有人民币现金来支持公司运转。每天，他在办公室焦急地和另外3个人讨论：创新工场的第一个创业者究竟什么时候到来。事实上，听闻创新工场成立，办公室外每天都云集了四五十个创业者，甚至有人把门砸坏，表示一定要见到李开复。然而，这些创业者”有的开武馆，有的做皮鞋连锁店，还有的做海上救生器，项目五花八门，但并不是创新工场的目标群体。

2009年，李开复在业界最早提出移动互联网”概念。当时也曾有媒体评论他造了一个词”出来。事实上，正是曾经在谷歌见证了Android开源系统成长的李开复，敏锐地捕捉到了移动市场的巨大增长空间。其第一批项目点心、豌豆荚、友盟、应用汇等，正是踩准了移动互联网成长的节拍。在其后几年里，移动互联网项目成为中国创业和资本领域最为关注的焦点。

创新工场初期投资基本上都赌在了移动互联网上，这个后来得到了验证，也说明看准一个趋势的重要性。”李开复说，很多人错误地以为钱是最大的问题，但如果你是个优质的创业者，钱会追着你；更重要的是，能看准趋势，在别人还没有看好的时候就投进去，唯有这样才会有足够低的进场价格，获得成长和试错空间。”

在早期投资方面，创新工场看到的另一个潮流是内容娱乐，当时也有很多VC并不看好。2012年，在完成第三只2.75亿美元基金募集后，创新工场陆续投资了一系列A轮优秀项目，包括美图、快牙、Face++、有妖气等。现在，创新工场在内容娱乐方面已经涉及十几家公司，大约两年后，VC才注意到这个领域的爆发。我们希望创新工场是最聪明、最敏锐、最科学的一家投资机构，现在5年过去了，一切正在被慢慢证明。”王肇辉说。

2014年年初，共享经济”还不是一个口口相传的概念，创新工场却以A轮投资了当时被他们称作P2P模式的51用车”和天天用车”。随后，共享经济”热潮席卷各行各业，汽车、房地产等传统行业纷纷进入其中。2015年4月，51用车”和天天用车”同时获得百度领投的千万美元级别的C轮投资，也使它们进入亿元美金俱乐部”阵营。

我们的成绩、我们的模式、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培育出来的创业者，都在证明我们在2009年夏天做的那个决定是正确的。”王肇辉说，如果说过去谷歌人对李开复创业更多的是一种慰问”，现在则是直接找到他，说：开复，我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你的帮助。”

然而，为了验证创新工场的模式，李开复的确在这件事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投资人这份职业也成为他心中相较于苹果、微软、谷歌等巨头公司高管更有价值的事业。正因如此，李开复不希望这件事有任何差错和失误，他更加拼命地投身其中。几年来，他承担了极大压力，也生了几次大病。三四年前的一个春节，李开复长了带状疱疹，当时医生建议他在家休息14天，但他不以为然，差不多第十天就回到工场上班。当时他并没认为这是什么预警，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与他身患癌症或许有些关系，因为当时医生已警告他免疫力低下。我的工作力度有一段时间很强，既然外部有这么高的期望，我们这么高调出来，我就一定要做出成绩来。虽然后面成绩出来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督促自己，还是很辛苦。”李开复说。

如果问创新工场在中国创投界地位的建立应该归功于谁，李开复认为，很大程度上应该感谢谷歌的经验和培训，让他有了前瞻的视野。对投资人而言，一方面，是趋势看得准不准，对行业、产品是否有独到的眼光；另一方面，是在多大程度上帮创业者加分，补足他们的短板。比如，如何通过创新工场的人脉，争取到更多名人的参与和宣传；如何以最低成本获得最高效率的推广；如何寻找市场爆发点……创新工场要把这些实战经验分享给创业者。

创业工场受到谷歌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大。首先，从创始人看，陶宁、汪华、王晔、吴卓浩都来自谷歌，豌豆荚的负责人王俊煜、崔瑾，友盟的负责人蒋凡，也是xGoogler；其次，创新工场敢于把移动互联网作为下注的第一个投资方向，正是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安卓的全球战略和开源布局；最后，这些xGoogler在谷歌习惯了尊重工程师的文化，以及开放、自由的氛围。在工场，李开复也与员工非常平等，任何人都可以来找他，没有高低贵贱，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渗透到工场的每一个细节中。

过去五年，创新工场也在不断试错，比如从完全呵护式的孵化+服务，到给予创业者空间，进入A、B轮投资，甚至到与徐小平、蔡文胜成立群英会，改变投资人单打独斗的投资格局，创新工场都在不断调整和革新。因为，创新工场也是一家创业公司，一直都在摸索最适合中国、最符合创业者需求的商业模式。

就像徐小平被认为是最受大家欢迎和喜爱的投资人那样，我们希望创新工场的业界定位是对行业趋势懂得最多的投资机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看准趋势，非常到位地、直接教创业者他们最需要做的东西。”

豌豆荚、友盟的成人礼

作为创新工场最早期项目的豌豆荚、友盟，它们有着很多相同点：创始人都是谷歌出身，熟悉Android开发环境，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的行业风向标——豌豆荚为普通用户服务，提供应用分发、搜索平台；友盟则是为开发者提供服务。但同时它们又个性鲜明：王俊煜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按蒋凡的话说，俊煜非常有个人主义情怀”；相反，蒋凡则认为自己更现实主义和接地气。豌豆荚像大多数创业的xGoogler一样强调技术为导向”；友盟则说技术是手段，最终以市场为导向。两个项目，经历了创新工场不同程度的扶持：前者是工场组建团队，以孵化器的模式协助发展；对于后者，工场则更多放权，由创始人主导，工场提供辅助服务。最终，它们也走出了不同的命运轨迹：友盟以千万美元卖给了阿里巴巴，蒋凡开始了自己的新征程；王俊煜则坚守最初的理想，将豌豆荚努力打造成一家10亿美元的公司。但无论如何，经历了创新工场的支持和放手，最终走向市场风浪的王俊煜和蒋凡，都完成了在创业道路上的成人礼。

作为创新工场孵化的第一个项目，豌豆荚被公认为是最具谷歌基因的公司。不仅因为三位创始人中的王俊煜、崔瑾是xGoogler，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大多数人把豌豆荚视为应用分发平台，并认为在2013年百度与91助手那场轰轰烈烈的并购案后，豌豆荚会走上类似的命运时，倔强的王俊煜则坚持，豌豆荚不是内容生产者，也从不拼渠道，其核心竞争力是技术，技术的核心是搜索——即基于移动领域的垂直搜索。这是从一开始，豌豆荚的基因决定的。

2010年年初，当王俊煜第一次把商业计划书递交给创新工场时，他曾预测，中国安卓手机到2013年或将达到2000万台。事实远超他的意料，根据2014年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报告，Android智能手机在2014年出货量超过10亿台，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40%的出货量。

豌豆荚是幸运的，基于创新工场的判断，其在Android用户从百万级膨胀到亿级的过程中，把握住了一个最大的市场。2010年，豌豆荚选择以手机助手”为起点；2011年，通过应用搜索”进入应用分发领域；2012年，其将大部分业务转移到手机客户端上。几次重要的战略步骤，一环扣一环，即使从2012年起市场竞争加剧，手机助手和应用商店几乎成为各互联网公司的标配，豌豆荚也仍然在激烈竞争中画出漂亮的增长曲线，这点让豌豆荚的研发团队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信心。而对王俊煜来说，豌豆荚的成绩则源于做出了好产品，创造了好口碑和好品牌。

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被工场孵化，早在2010年，豌豆荚曾被形容为温室里的花朵”，没有经历过真正创业的挫折和失败。然而王俊煜认为：经历了血雨腥风的上一代企业家，的确有很多特质值得学习，比如专注度、竞争力以及迅速决策的能力；然而，自己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经历失败”，豌豆荚的特质是相对单纯、不以赚钱为根本目的，唯一希望是创造好的产品和服务，给世界带来贡献。一度，在豌豆荚的成长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司，王俊煜和崔瑾还给自己请来了CEO周利民，帮助豌豆荚成长，直到豌豆荚羽翼不断丰满，有了更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2013年，应用市场迎来大洗牌，百度巨额收购91助手，360推出随身WiFi、雷电搜索，不断输出手机助手的价值，并牢牢控制渠道。豌豆荚卖还是不卖，一度被外界炒得沸沸扬扬，王俊煜也站在了十字路口。然而，他在此时强调：很多公司关心的是渠道和资源，不关心用户下载的体验，豌豆荚是从用户的角度去想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家技术公司。技术公司的使命就是把现有的事情做得更好，因此，豌豆荚不卖。

谷歌的理想主义色彩对王俊煜影响很深。他曾在谷歌做了三年用户体验设计师，经历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过程。过去自己是谷歌的粉丝，看到伟大产品的诞生，就像在看魔术表演。直到身在其中，才开始知道如何做，并且做得更好。而加入创新工场，xGoogler则给了他更实质的帮助，李开复教给他做人做事的方法，汪华则帮助豌豆荚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

非常专注、热爱产品、有理想。”蒋凡对王俊煜这样评价道。这也让王俊煜在经历了并购诱惑、市场挑战之后依然保持独立的信念。我们一开始就是想做事，由此才去组建一个团队。我不是一个创业爱好者。创业不是目的，是我的手段。”王俊煜说。他把豌豆荚的发展速度比作火箭升空，他相信对于那些有梦想的人来说，豌豆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014年1月，豌豆荚获得了过去一年中国内地互联网行业最大的一笔非并购类融资：1.2亿美元，由软银集团领投，豌豆荚A轮投资机构DCM及创新工场开发投资基金（IWDF）等投资机构共同参与。

来自投资界的认可，让过去在呵护”中成长的豌豆荚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对于独立，王俊煜有他的观点：第一，豌豆荚做的事情有独立发展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家伟大的公司；第二，豌豆荚的商业模式让它可以自己造血；第三，豌豆荚独特的文化是保证简单、单纯、勇敢、重视产品。这三点我都不想放弃。”

和豌豆荚不同，友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创始人、CEO蒋凡也是1985年出生的，200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他曾进入谷歌实习，后来成为正式员工。谷歌的经历带给蒋凡两个收获：第一，好的履历，让他后来创业、招人都有了资本；第二，技术方面的成长以及视野上的开拓，特别是对安卓的了解。

2010年，看到中国互联网爆发了不少创业机会，蒋凡想要离开谷歌自己创业。当时移动互联网兴起，时机刚好合适：有人做2C，就需要有人做2B——给开发者、行业提供服务，蒋凡切中的就是后面这个点。

当时，国内的天使投资机构并不多，经朋友介绍，蒋凡才找到创新工场。基于自己的想法，他与汪华沟通了几次。经过讨论，方案和最初相比有了些调整，接下来，蒋凡加入了创新工场。

和豌豆荚、点心由创新工场组建团队的模式不同，蒋凡上大学时就创过业，也有一些经验。蒋凡认为，自己的性格特点是喜欢自己主导事情。于是，他提出自己组建核心团队和招人，创新工场则提供资金和平台服务，比如财务、法务等，让他可以聚焦在主营业务上的想法。

和创新工场的合作模式是双方的选择。从蒋凡的角度看，当时天使投资较少，自己也没有太多经验，工场是谷歌出来的人主导的，文化上很像，对他来说是自然的选择。而对工场来说，当时也在创业阶段，对于不同的投资模式，他们也在摸索，同时，蒋凡的项目他们也有意向，所以一拍即合。

友盟的另一个核心人物——联合创始人、CTO方海，也是个xGoogler，他此前在美国担任广告及电子商务系统高级工程师。有了两个创业核心，蒋凡认为公司应更多地以需求驱动，因为谷歌的东西搬过来也不是完全适用于中国。而在中国做事，最主要是抓住客户需求。

免费为中小开发者提供服务的平台——友盟，抓住了当时的市场机会。其活跃设备一度达到近6亿部，涉及18万款应用和6万开发者。友盟也获得了两轮投资：天使轮由创新工场投；A轮由经纬领投，规模达到1000万美元左右。

2013年，阿里巴巴找到友盟，认为后者立足于服务无线开发者的定位和阿里巴巴倡导的生态圈理念一致，希望对友盟进行收购。当时创新工场还有些纠结，但我觉得到了一个时间点，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阿里与友盟各个方面也比较匹配。”蒋凡大胆地做出了卖掉友盟的决定，从而在另一个时间点，开始一个全新的征程。

如今，蒋凡加入阿里巴巴负责阿里的核心业务——手机淘宝，大团队五六百人规模，是之前友盟的5倍，也算是内部创业。我是个挺现实的人，目的性比较强，每个阶段都想得比较清楚。”蒋凡说。

友盟的创业经历也让蒋凡获得了很大成长。第一，蒋凡说，很现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因此赚了很多钱”；第二，则是从头到尾做了一件事，把一个产品做成很有影响力的产品。而在这个过程中还获得了很多价值提升，包括个人影响力、积累的行业洞见等。而从人的方面，创新工场的汪华在商业上给了他很多帮助。汪华是一个思想家，很多东西看得比较远。他是工场的灵魂人物。”另一个则是李开复，开复具有领袖特质”。

对于创新工场，蒋凡认为，一方面，它是一家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公司，做投资要赚钱，但工场不只是为赚钱做这件事。无论是在大浪潮中帮助更多公司成长，还是成为中国最前瞻的投资机构，创新工场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工场的模式也受到过一些挑战，从孵化器到基金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也曾纠结过。然而，创新工场却开创了一些新的模式。比如早期做了一支几十人的投后服务管理团队，现在所有的天使投资和机构都开始做投后管理，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创新工场开创的，在行业中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

从旧金山向南约1小时车程的硅谷，这块面积约为3800平方千米的土地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创业乐园。这里明星公司云集，无论是谷歌、亚马逊、苹果、Facebook、Twitter，还是近年来的后起之秀领英（LinkedIn）、空中食宿（Airbnb）、优步（Uber）、Snapchat……它们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展示着自己的魅力，也试图向行业巨头发起挑战。而它们身后，最有力的助推手无疑是那些有资金、有经验、有眼光的风险投资家们。比如，这里有创业教父”之称的美国孵化器公司Y Combinator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也有当下美国最著名的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他与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成立的Andreessen Horowitz（a16z）涉足了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明星公司。可以说，正是他们助力硅谷这艘航母飞向太空”。

在中国，近年来，天使投资、VC、PE的涌现也改变了科技创业者的生态。过去创业者各自为战、自掏腰包、从零开始的格局已经改变，投资人们给予他们资金上的支持，最重要的，还有他们的视野和经验，让创业者及早进入状态，少走弯路。2015年3月，回归创新工场的李开复，宣布与徐小平及其领导的真格基金、蔡文胜及其领导的隆领投资三方发起成立群英会”——这个由中国最著名的三位天使投资人构成的组织，再次在互联网、创投圈掀起波澜。毫无疑问，他们将吸引更多维度、行业的创业者。

我们一直认为开放的硅谷是一个特别好的模式，谷歌就是它的实现体。我们也希望把帮助的圈子扩大到不止拿到我们投资的创业者，而是更多创业者中去。如果我们三方发挥各自所长，比如蔡文胜更懂草根，徐小平更了解海归，我们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三家相加，也许能号召更多的人创业，让优质项目变成三家共同扶植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一种协同、开放式的模式。”李开复说。

另一方面，李开复认为，国内创业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创业门槛不断降低，但竞争环境也变得更为激烈，创业成功的难度在提升，仅仅一个天使投资人或机构对创业者的支持已经不够，优秀的创业者和团队应该得到多方帮助和更多资源。这也是群英会”的价值所在。如果创新工场在1.0时代是成立了专业的团队，全方位帮助创业者；那么，现在进入2.0阶段，应该将自己对创业的认知、经验开放出来，做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在群英会中分享出来。在这个组织中，一对一的导师、小圈子闭门讨论，可以让创业者获得不同的经验和思考。

如今，群英会导师团也在扩大，除了三位著名投资人，还包括郭去疾、周哲、王俊煜、汪华等xGoogler，以及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蓝港互动创始人王峰、搜狗CEO王小川、CSDN创始人蒋涛等知名互联网领袖。我们吸引了行业中的一批天使投资人，他们或者输送案源，或者成为创业者的导师，形成了一个价值圈。随着群英会不断扩大，群英会学员获取的帮助能够在实际创业中被体现出来，这个价值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王肇辉说。

中国过去的投资创业模式相对比较封闭，我们认为，从封闭走向开放，带来的是更多人的共享、学习和成长。”李开复说。

TIPS

创新工场在创业初期也曾受到质疑，而其今天所取得的成绩也并非一蹴而就，其抓住了几个关键点。第一，赢在早”。提前预判移动互联网趋势，使得其拥有更多试错机会；早期开创的投后服务管理团队模式起到了一定示范作用，如今被大部分天使投资机构采用。第二，赢在变”。初期更深度参与项目，希望孵化企业在其翅膀”下成长；但很快意识到局限性，迅速从天使轮进入A、B轮，争取更多机会和狼性”创业者。第三，赢在稳”。用结果和数据说话，不过度张扬，用创业者的心态运作投资。

过去5年，创新工场已从较为封闭式的孵化+服务，发展到为创业者开放更多空间，再到成立群英会，多个投资人共同扶植优质项目，这说明中国职业投资人在走向不断成熟、开放、协同之路，为创业者创造更好的创业氛围。

附

李开复：科技界的下一个5年

2015年年初，久未在媒体前露面的李开复，出现在某媒体主办的创新大讲堂上，做了主题为数字革命与新创业浪潮”的演讲。他预测了科技界的未来5年。以下为李开复演讲节选。

全球数字革命的新阶段：S曲线快速发展期

过去40多年里发生了两次巨大革命：第一次革命可以称为PC革命和因特网革命。这段时间，产生了20亿台设备，让很多人拥有PC和手机，开始上网，同时带来了很多了不起的公司。第二次革命是过去5年发生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它的兴起是基于整个社交网络的崛起。这两次革命让人联结上了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工具随时随地找到另外一个人。然而，第一次革命，用了35年才让人们拥有20亿台设备；第二次革命，只用了5年的时间就让设备量增长到了60亿台。

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智能手机交给10年前的你，告诉你这些东西如何使用，那个10年前的你，一定会非常惊讶，以为它来自时光机器，或者科幻电影，怎么能这么神奇。现在，因为我们用习惯了，所以忘记了10年内发生的革命性改变。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时，不要认为手机是慢慢来的，它是以非常快的速度，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细节，提升了生活品质，改变了我们的工作、交友方式。我们做的事情，已经被移动互联网颠覆了，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在短时间内会产生这么巨大的颠覆式改变？六大现象平行发生并加速，催生创业新浪潮：

第一，摩尔定律让计算成本下降1万倍，计算越来越便宜。

第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过去的电缆、网络，到2.5G、3G、4G，甚至未来的5G，全球的运营商用各种技术让我们无所不在。

第三，创业成本达到历史新低。

第四，用互联网的力量，省去了一层层的中间渠道商，成长速度非常快。

第五，聪明人带来聪明钱”。聪明人除了钱还会带来人脉、资源、智慧。

第六，天才颠覆行业。天才加入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就可能被颠覆。现在越来越多的天才进入了创业领域，这个领域的未来不可限量。

数字革命才刚刚开始，未来的5年，成长速度要比过去40年还要快七八倍，我们的未来还会有什么巨大的革命发生？

第一，是云和大数据。数据的储存，跟它所带来的背后数据挖掘和理解，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革命。

第二，万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不同产品之间有各种不同沟通的机会，会提供给人类更多更好的服务，这些可能性让人获得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未来5年，PC、手机、平板、可穿戴设备，以及联网的电视、汽车等，整个加起来将有400亿台设备，它们将带来引领未来、开启创业黄金时代的5个趋势：

一是，年轻人将引领未来的内容、技术及投资。95后是一个指标性的时代引领者，90后会跟95后学习，85后会跟90后学习，80后跟85后学习。未来是年轻人投资给年轻人的产品，年轻人写的东西给年轻人看。

二是，不再用旧世界”的眼光看未来。

三是，物联网是比移动互联网更重要的变革，未来的价格也必将进一步降低。400亿台新设备，应用到医疗、娱乐、教育等各个领域。而且必将有新的关键应用出现，尽管现在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四是，大数据善解人意，比你自己更懂你。能够给你推荐适合的美食、娱乐、学习内容，甚至适合你的对象。

五是，创新实践更多来自小公司。大公司会进入创新者的窘境，而小公司则更快，更灵活，没有包袱。

数字革命中的现状：美国领跑全球，中国奋起直追

对比中美创业，世界上所有市值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中，美国总市值1.8万亿美元，中国600亿美元，全世界所有其他的国家加起来只有300亿美元。从10年前的1/20，变成今天美国占有世界的2/3，中国占有美国之外的2/3。中国处于一个后起直追的状态，从0跑到了世界的2/9。

中国移动互联网会有更多的后发优势。

优势一：城镇和农村有巨大的移动互联网潜力。

①中国网民目前只达到总人口的48%，而美国是80%。互联网尚未普及的中国四线城镇和农村有巨大的移动互联网潜力。

②中国大中型城市人口稠密，服务业水平不高，是共享经济、数字娱乐等移动互联网核心领域的最佳实验室和最大舞台。

③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为智能硬件和物联网提供了低成本迭代、暴量的机遇。

优势二：相比美国式创新，中国式创新成本更低，战斗力更强。

优势三：中国企业家后劲足，更勤勉。

中国大的科技企业领导人在创新颠覆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乔布斯等美国科技企业的领导人，但是他们在执行力、领导力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创业者具备的素质特别适合这方面的发展。

优势四：中国数字技术企业的出海潮”刚刚拉开序幕。中国公司走向世界很有希望，因为中国的用户分布跟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引领、也代表了那些正在开发中、稍微慢中国几步的国家。

优势五：中国年轻一代掀起创业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