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我教的学渣女生，为什么会成为Facebook首席运营官？
我在哈佛大学读了7年的研究生、博士，也曾经辅导过许多哈佛本科生，他们可能是最能代表美国精英青年的一群人。
1990年，在经济系的本科毕业生撰写论文时，我负责为他们解决计量经济学技巧和电脑技术问题。那时，普通的学生平日里都是随便套个T恤牛仔裤，而其中有个犹太女孩总穿着价格高昂的外套，背着名牌包，化了精致的妆容。
此外，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什么都不懂”。
那个犹太女孩对基础学科几乎一无所知。但她特别敢提问，完全没有怕被人鄙视的感觉。更无厘头”的是，她还敢于向别人提要求——当时的计算机数据都存储在脸盆那么大的磁盘里，厚重的磁盘需要搁在磁盘机上操作，可她经常不动手，都是我们为她卖力”。
每当看到实验室里散落着一堆磁盘，旁边搁着一个手袋，我们就知道大小姐”来了……后来随着人事变迁，我也就慢慢淡忘了她。
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女孩，是我的亲戚。她在中国上完高中后来到哈佛上学。她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刚开始在国内读高中时，数学还常常不及格。那么她有什么资格能入读哈佛？
是她的思辨能力。她在国内最喜欢的课是政治课，时不时与政治、文史哲各科老师辩论。加上阅读涉猎广泛，有独特的视角，令她轻松获得了哈佛面试官的青睐， 而其他一些学风严谨的学校却对她不感兴趣。
这位亲戚曾向我坦言，哈佛学生整体上和其他常青藤联盟大学的学生有点不太一样：哈佛生总是自命不凡，敢问敢说，不懂就问，想说就说。
我恍然大悟。
这可能就是美国精英教育最具代表性的风格。
那么，那个犹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呢？四五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电视上看到她正在演讲——而她的身份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
雪莉·桑德伯格，十亿级女富豪
被美国媒体誉为硅谷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说起来，我也是她的半个老师。
如果20年前你问我，桑德伯格以后会不会有出息？我会断然否定。可事实呢？
她不仅是哈佛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还是福布斯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
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学生从小就被要求谨言慎行，问了低级问题”就会感觉羞愧。而典型的美式教育却注重培养领导型人才——领导者并不一定需要高深的专业背景，重要的是不懂就要敢于发问，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观点，动员团队里的各色人等认同自己，鼓舞大家努力前行。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林晓东教授曾做过一项调查，他请35位美国大学教授来谈谈他们教过的中国学生常会遇到哪些问题、建议他们应该提高哪些技能。
这些教授执教于美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大学，所教授的课程涉及科学、人文、商科和工程等等，他们的回答可以比较全面地代表美国教授的普遍看法。
归纳这些教授们的答案，有三种技能是所有教授都提到的：良好的写作能力；提出问题并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
下面，我们对这三种能力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
良好的写作能力
坦率来讲，写作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光中国学生觉得难，每一个学生都觉得难。”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Siegal教授这样说。
但为什么中国学生觉得写学术文章尤其难呢？西北大学经济系的Voli教授的回答很给我们启发：
大多数中国学生学习都很勤奋刻苦，他们也很听话。我布置的任何作业他们都会尽全力完成。然而，他们只是把我告诉他们的或者书上说的写下来，他们太习惯于复述别人的观点，却不能说出自己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观点。
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己的观点。”
好多学生要么无法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要么不知道如何佐证自己的看法。
看来，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如何在大学阶段继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是不是英语的能力限制了他们的写作水平？英文水平确实会有所影响，但还有更重要的两个因素：中国学生缺乏大量阅读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常常抱怨教授们布置的阅读材料太多了。
确实，在美国读大学或者研究生，每周的阅读量动辄就上百页。
一个历史系的教授说，每两周读一本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对她的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要想写得好，首先要多读。一个读过50本书的人肯定比只读过2本的人写得好。”
此外，工作经验和社会经历的不足也导致了中国学生在写文章的时候很难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其实，必要的社会实践和经历不仅是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对学术写作同样也有很大的帮助。
提出问题并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为什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我们如此重要？
因为提问可以让学生把阅读从静态的、单向的看变为动态的、双向的交流，是一个深度理解的过程。
提出问题的过程，让学生可以思考所读内容的表达是否清楚明白，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更为恰当的传递信息的方法。
也就说，简单的记录和抄写只能是肤浅的理解，而提问或者批评指摘才能带来深入的思考。
提出问题，除了对理解学术文章大有裨益，对于社会性交流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提问可以帮助交谈双方发现共识所在，这在协作或者团队性合作中尤其重要；其次，提问有利于控制话题的走向，可以把话题转移到自己擅长的方向上来，实现了成功的话题转移还担心自己无话可说吗？
事实证明，许多中国学生觉得参与课堂讨论很难，就是与他们不会问问题有关。
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亚利桑那大学的Levin教授在答卷中抱怨， 不论我怎么鼓励我的中国学生，他们就是不说话！在我的课上，最安静的一群人肯定是中国学生。他们不说话，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听懂了我讲的内容。”
伯克利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Gomez反馈说，我的中国学生只有在得了低分后才找我沟通。其实，他们应该早点来跟我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得高分。他们似乎很少在课外与教授们接触，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更好地进行沟通啊。”
中国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这么安静。他们的观点不外乎以下几种：
在没想清楚就说出自己的看法是浅薄的表现；从小父母老师告诫我：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再讲出来；当我发现我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说出自己的看法，可以帮助你理清思路、加深理解、并帮助你迸发新的想法。
事实上：
发言的时候，没有人指望你说出一个尽善尽美、毫无瑕疵的观点和看法，何必担心呢？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就是最好的头脑风暴吗？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说出自己的看法，那会极大地丰富每个人的视野和头脑，这不是最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机会吗？”
这三种能力对于培养有创造性、有适应性的学生尤其重要。
在教育全球化浪潮的今天，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也该多反省和思考了。
END
▌版权声明：本文来源：必记本头条号，版权归李稻葵、林晓东等原作者所有。如涉版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对话Facebook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女性更需要复原力”
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被媒体成为Facebook第一夫人”。2015年春，她的丈夫戴夫·戈德伯格（Dave Goldberg）因心脏病意外离世。
经过艰难地在家庭和工作中重建平衡后，桑德伯格把自己的痛苦写下来并将其发表到Facebook上（桑德伯格在Facebook任COO并拥有近200万粉丝）。这篇文章在全球引发了一场如何面对不幸和伤痛的讨论。
在努力重回正轨的过程中，桑德伯格向朋友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寻求帮助。格兰特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作家。桑德伯格想知道，相关研究对于复原力和韧性（resilience）有什么成果。这最终促成两人合著了新书《选项B：直面逆境，培养复原力，寻获喜悦》（Option B: Facing Adversity,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Finding Joy）。这本书已经上市。
桑德伯格和格兰特在Facebook加州门罗帕克（Menlo Park）总部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的采访，介绍如何在个人、团队和组织层面培养复原力。
以下是经过的部分访谈内容。
HBR：对于正在经历困境的人，你会建议他们尽快回到工作中吗？
桑德伯格：绝对不会。伤心的方式不止一种，出路也不止一种。你需要的时间不同于我需要的时间。《选项B》中有一个故事：一位女性在丈夫去世第二天就回去工作，但感到同事们有看法。可是她又受不了待在家中，需要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出路。有些人可能需要几个月或更长时间。至于和别人分享，也是同样道理。为打破被隔绝的状态，我最后选择彻底公开分享，这是我一开始没想到的。但也有人不愿分享。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的情感和不同的时间需求。
当同事遭遇不幸
HBR：员工在个人生活中若遇到危机，公司该如何应对？
格兰特：研究显示，企业如果设立制度，在员工遇到危机时（如房屋被龙卷风破坏、需要照顾重病家人等）给予经济支持或额外休假等帮助，将得到回报。员工会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人性化的组织，并因此感到骄傲、对组织更忠诚。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时，企业确实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HBR：面对同事的不幸，人们通常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就什么都不说，或者说错话。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桑德伯格：最重要的是，要承认痛苦。要正视这个绝对不可能回避的事实。戴夫去世前，如果有同事被诊断出癌症或失去伴侣，我会告诉他们我很难过，但不会再主动提起——我不想去提醒”他们。失去戴夫，我才知道这样做很荒谬。我记得我失去了丈夫，不存在你提醒”的问题。要直面现实。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你和孩子们很难熬，你还好吗？”——这样的话会起到安慰作用。你会走出来的”，这样说的人是善良的；但相比之下，说我们会走出来的”要贴心得多。
HBR：如果别人问他们能做些什么，这会有帮助吗？
桑德伯格：这是友好的表示。但让处于痛苦中的人寻求帮助，或去想需要什么帮助，反而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当你悲伤得不能自已，你还能去要求什么？我在Facebook的同事丹·莱维（Dan Levy）的儿子病得很重，最后不幸离世。丹在医院时，一个帮他买汉堡的朋友在短信中问：你的汉堡里不加什么？”而不是问你需要什么吗？”做些具体的事情，会带来巨大帮助。
创伤后成长”
HBR：复原力指的是恢复原初状态的能力。但你也写到了创伤后成长”。这个概念指什么？
格兰特：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两位心理学家，理查德·泰德斯奇（Richard Tedeschi）和劳伦斯·卡尔霍恩（Lawrence Calhoun）。他们在与一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相处时发现，有些父母除了巨大的悲伤外，还感到生活中发生了某种积极变化。此后，这一领域的整个研究圈子都试图弄明白，从创伤中成长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最终都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他们会说，我从这件事中走出来了，我能克服任何困难”。有些人对仍然拥有的东西感恩。有些人发展出了比以往更具深度的人际关系。有些人找到了新的意义和人生目标，希望能有所成。
HBR：有没有可能不经历人生变故，也获得你们说的这些成长？
格兰特：这个问题是此次我们合作中最有意思的关注点之一。我们的合作是将谢丽尔的亲身经历置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谢丽尔因为这个问题而提出：既然有‘创伤后成长’，为什么不能有‘创伤前成长’呢？”；而我则在疑问创伤前？”……不过这是个很棒的想法。人们不必一定要通过惨痛经历才能学到这些经验。
HBR：你见过创伤前成长的例子吗？
桑德伯格：戴夫去世后，我的朋友凯蒂·米迪奇（Katie Mitic）受到触动，开始在她的朋友过生日时给他们写长信，说出她爱他们、欣赏他们的原因。其中有些人开始仿效她的做法。这是加深友情、找到意义和学会感恩的好方法，而你不必经历任何创伤。我觉得我们培养复原力，是为任何可能遇到的逆境做准备。我们都会遭遇逆境；每个人都有必须面对的选项B。
如何培养复原力
HBR：培养复原力有什么基本方法吗？
格兰特：在工作中，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失败中学习。我们都会失败，都会犯错误。直面失败和错误可能极其困难，但这是我们培养复原力的惟一方式。我是在读研究生时明白这点的。我当时特别害怕对着一群人讲话，但要想当老师就必须克服这点。所以我努力去寻求反馈。我主动要求在别人班上讲课，然后请听众填写反馈意见表。阅读这些反馈相当不好受（有一个人说我太紧张了，以至于学生们在下面跟着发抖），但它让我知道了自己最根本的错误，并设定了改进目标。我们都应该把这种开放态度带进工作中，鼓励他人批评我们、帮助我们进步。
HBR：大家都在说从失败中学习，但很多公司做得并不好。原因何在？
格兰特：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就是自尊心。我们都知道，如果将失败视作机会，就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但我不知道谁会为了从失败中学习”而极尽所能把事情搞砸。所以失败发生时我们往往没有防备，然后我们就开始捍卫自尊心和自己的形象，并向自己和他人证明我们不愚蠢。而这就会妨碍提高自我和不断进步。
HBR：如何学着更建设性地对待失败？
格兰特：在与高管合作时，我不仅让他们对自己一段时间内的工作表现打分，也对后续接受反馈的态度打分。他们对待反馈的开放性真让人吃惊，尤其是工作成绩突出的人，他们真的很想得到A！
HBR：如何打造一个能从失败中获取价值的组织？
格兰特：首先，要营造能对失败和错误畅所欲言的文化。哈佛商学院的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研究过一些医院如何避免重大医疗失误的方法。她发现，如果医疗团队具备心理安全感，愿意承担风险并勇于承认错误，且不会因为无心之过受罚，他们就能学到更多、少犯错误。
HBR：复原力强的公司能有效适应环境变化，其中关键是什么？
格兰特：应对困难的速度和力量为复原力的关键。最好的做法是，建立一套能在意外情况下发挥作用的规范制度。马斯克的SpaceX是个有趣的例子。他告诉我，因为火箭发射一次次失败，他让人列出10项最大的失败风险（实际上，后来有一次爆炸是由十大风险之外的因素导致的；所以教训可能是，应该找出11项最大风险）。高度稳定的组织知道如何确立这些规范。它们巨细靡遗地列出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关注点，在行动前逐一检查，而且每次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都会将其补充进清单。
HBR：《哈佛商业评论》曾有几篇文章谈到，通过暂时放下工作，如休假、关掉电子设备等，你能够提升复原力。
格兰特：很多证据都支持这个观点。不过，我个人觉得我们通常对休息”理解得太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金·埃尔斯巴赫（Kim Elsbach）的研究发现，休息的最好方式是去做不用动脑筋的工作。重复性工作可以释放脑力，有助于创造性思考。随着我们不断进步、掌握更复杂的技能，我们错误地排斥了重复性工作。在高难度、创造性工作的间隙，做几分钟在电子表格中输入数据之类的活，能帮助我们恢复能量。
HBR：很多人说幽默感对复原力很重要。在最黑暗的时刻，你如何保持幽默感？
桑德伯格：我觉得幽默感极其重要。我们这本书的奈尔·斯科维尔（Nell Scovell）是一位电视喜剧编剧，有四个兄弟姐妹。在母亲的葬礼上，她手拿一个信封站起来说道：这个信封里写着我们的妈妈最喜欢哪个孩子。”在最痛苦的时候还能笑出来，哪怕只有一秒钟，哪怕是关于不幸事件的本身，都能大大释放压力。它让你觉得，天哪，这会过去的”。
HBR：你写到如何帮助孩子培养韧性，其中一种方式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优势。这种方式对公司员工也有作用吗？
格兰特：我认为是这样。只不过为人父母比领导团队难得多。对于孩子们的韧性，自己是重要的”这一观念非常重要。他们需要相信别人注意他、关心他、依靠他。如果孩子们感到自己无关紧要，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犯罪倾向、反社会行为、攻击性等。同样道理，领导者有责任让每名员工都感到自己是重要的、受关注的。这是走动式管理”如此流行的原因之一。你还应该让员工感到被依靠。很多领导者不敢去寻求帮助，但员工希望感到他们的贡献有价值。在领导者的行动中，最有力量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现在不知道答案”。
殷阿笛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王晓红 |
阅读更多商业女性专题文章请点击卡片进入i哈评”小程序
附部分英文采访摘要
Would you advise people coping with a difficult personal situation to reengage with their work lif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Sandberg: Absolutely not. There’s no one way to grieve, and there’s no one path. The timing for one person is not the timing for another. In the book we share the story of a woman who went back to work the day after her husband died and felt judged by her colleagues. But she just couldn’t bear to be home, and she needed somewhere else to go. Other people may need months or longer. Everyone has to find their own path. The same is true of how much sharing you want to do. I ended up sharing much more openly than I would have expected, to break through the isolation. But some people don’t want to share. We have to respect everyone’s timing and feelings.
When a Colleague Suffers a Loss
How should companies respond when employees are coping with a personal crisis?
Adam Grant: Research shows that companies with assistance programs that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or time off in a crisis—when an employee’s house is destroyed by a tornado, or when he or she has to care for somebody who is very ill—actually see dividends. People feel they belong to a more caring company. They take pride in their company as a human” place to work and are more committed to it. There’s a real case to be made for organizations to step up.
Posttraumatic Growth”
Resilience means snapping back to where you had previously been. But you also write about post-traumatic growth.” What’s the idea behind that?
Grant: A pair of psychologists, Richard Tedeschi and Lawrence Calhoun, put this on the map. They were working with parents who had lost a child. Parents sai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tremendous pain they felt, they experienced some positive changes in their lives. A whole community of researchers then tried to figure out what it means to grow from trauma. Many people eventually felt stronger. They said, I got through this; I can get through anything.” Some people found gratitude for what they still had. Some formed deeper relationships than they’d experienced before. And some felt a new sense of meaning and purpose—they wanted to make something of their lives.
Is it possible to develop in these ways without first experiencing catastrophe?
Grant: This is one of the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working together—the juxtaposition of social science and Sheryl’s lived experiences. Sheryl responded to all this by saying, If we have posttraumatic growth, why don’t we have pretraumatic growth? And I was like, pre-what? But this is a great concept; people shouldn’t have to experience horrible events to learn some of these lessons.
Have you seen examples of pre-traumatic growth?
Sandberg: After Dave died, my friend Katie Mitic was inspired to start writing long letters to her friends on their birthdays telling them why she loved and appreciated them. Some of her friends started doing the same. That’s a good way to deepen relationships and find meaning and gratitude—before any trauma. I think we build resilience to prepare for whatever adversity we’ll face. And we all face some adversity—we’re all living some form of Option B.
Building Resilience
Is there a tool kit for developing resilience?
Grant: At work, the most powerful thing is learning from failure. We all fail; we all make mistakes. It can be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face them, but that’s the only way we can build resilience. I learned this when I was in grad school. I was terrified of public speaking, but I had to do it to be a teacher. So I tried to get feedback. I volunteered to give guest lectures for other people’s classes, and afterward I gave out feedback forms. Reading them was unpleasant (one said I was so nervous I was causing the students to physically shake in their seats), but I learned what my systematic mistakes were, and I was able to set goals to try to improve. It would be great to bring that kind of openness to our jobs—to encourage others to critique us and help us improve.
Everyone talks about learning from failure, but a lot of companies don’t do it very well. Why is that?
Grant: I think the simple answer is ego. We all know that failure can make us better if we treat it as a learning opportunity. But I don’t know anyone who says they want to screw up as badly as they can just to learn. So when we fail, it tends to catch us off guard. And then we get in a mode of trying to defend our ego and our image, to prove to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we’re not stupid. That stands in the way of improving and making progress.
How can we learn to handle failure more constructively?
Grant: When I work with executives, I ask them to score not only their performance in a given episode but also how well they take feedback afterward. It’s amazing how open they become to feedback, especially the overachievers—they really want to get an A!
How do you design an organization that fails well?
Grant: The first thing is to create a culture where people can talk openly about their failures and mistakes. Amy Edmondson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as studied hospitals to figure out how they can prevent major medical errors. She found that teams learned more and could avoid problems if they had a sense of psychological safety—if they could take risks and be open about mistakes, if they weren’t going to be punished for honest errors.
Resilient companies also adapt effectively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What’s the key to that?
Grant: Resilience is about the speed and strength of your response to adversity.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is build routines that might be applicable in an unexpected situation. SpaceX is an interesting example. CEO Elon Musk told us that because the rockets had failed over and over again, he asked people for a list of the 10 biggest launch risks. (It turned out that one explosion was caused by the 11th risk, so maybe the lesson is to ask for the top 11.) High-reliability organizations know how to set these routines in place. They make exhaustive lists of things that could go wrong, they precheck them, and then every time they have an unexpected failure, they expand the list.
HBR has run articles showing that you can cultivate personal resilience by taking some downtime, via scheduled or unscheduled breaks, or by cutting yourself off from technology.
Grant: A lot of evidence speaks to that. But I think we tend to define breaks too narrowly. Kim Elsbach of UC Davis has done research showing that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give people a break is to assign them mindless work. Rote tasks can free up your mind to think creatively. As people advance and develop more-complicated skills, we make the mistake of taking repetitive tasks off their plates. Switching between challenging, creative problems and, say, entering data into a spreadsheet for a few minutes can help us recharge.
It’s often said that a sense of humor is vital to resilience. How do you access humor in the darkest moments?
Sandberg: I think humor is huge. Nell Scovell, who edited our book, is a TV comedy writer with four siblings. At her mother’s funeral, she stood up with an envelope and said, I have in this envelope the name of Mom’s favorite child.” In those really dark moments, being able to laugh, even for a second—even about the event itself—is a huge stress release. It makes you feel, Oh my God, it’ll be OK.”
You write about how to build resilience in kids, in part by helping them understand their strengths. Is this a model for helping employees as well?
Grant: I think so, with the caveat that parenting is way harder than leadership. One of the drivers of resilience in kids is mattering”—the belief that other people notice you, care about you, rely on you. When kids feel they don’t matter, the consequences can be devastating: delinquent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aggression. Along those lines, it is every leader’s responsibility to make every single employee know that they matter, to show that they’re noticed.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 is so popular. You also want to make employees feel relied on. Many leaders are afraid to ask for help, but people want to know that their contributions have an impact.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hings a leader can do is say, I don’t know the answer here.”
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反感职场政治？
想找到合适的CEO，就从部门主管中挑吧
挑战算法的女骑手 | 三八特别策划
投稿、广告、内容和商务合作
清华教授：我教的学渣女生，为什么会成为Facebook首席运营官？
如果20年前你问我,桑德伯格以后会不会有出息?我会断然否定。可事实呢?
我在哈佛大学读了7年的研究生、博士,也曾经辅导过许多哈佛本科生,他们可能是最能代表美国精英青年的一群人。
1990年,在经济系的本科毕业生撰写论文时,我负责为他们解决计量经济学技巧和电脑技术问题。那时,普通的学生平日里都是随便套个T恤牛仔裤,而其中有个犹太女孩总穿着价格高昂的外套,背着名牌包,化了精致的妆容。
此外,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什么都不懂”。
那个犹太女孩对基础学科几乎一无所知。但她特别敢提问,完全没有怕被人鄙视的感觉。更无厘头”的是,她还敢于向别人提要求——当时的计算机数据都存储在脸盆那么大的磁盘里,厚重的磁盘需要搁在磁盘机上操作,可她经常不动手,都是我们为她卖力”。
每当看到实验室里散落着一堆磁盘,旁边搁着一个手袋,我们就知道大小姐”来了……后来随着人事变迁,我也就慢慢淡忘了她。
这个犹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呢?四五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电视上看到她正在演讲——而她的身份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
说起来,我也是她的半个老师。
如果20年前你问我,桑德伯格以后会不会有出息?我会断然否定。可事实呢?
她不仅是哈佛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还是福布斯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
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学生从小就被要求谨言慎行,问了低级问题”就会感觉羞愧。而典型的美式教育却注重培养领导型人才——领导者并不一定需要高深的专业背景,重要的是不懂就要敢于发问,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观点,动员团队里的各色人等认同自己,鼓舞大家努力前行。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林晓东教授曾做过一项调查,他请35位美国大学教授来谈谈他们教过的中国学生常会遇到哪些问题、建议他们应该提高哪些技能。
归纳这些教授们的答案,有三种技能是所有教授都提到的:良好的写作能力;提出问题并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
良好的写作能力
坦率来讲,写作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光中国学生觉得难,每一个学生都觉得难。”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Siegal教授这样说。
但为什么中国学生觉得写学术文章尤其难呢?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己的观点。”
大多数中国学生学习都很勤奋刻苦,他们也很听话。我布置的任何作业他们都会尽全力完成。然而,他们只是把我告诉他们的或者书上说的写下来,他们太习惯于复述别人的观点,却不能说出自己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观点。
提出问题并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
提问可以让学生把阅读从静态的、单向的看变为动态的、双向的交流,是一个深度理解的过程。
提出问题的过程,让学生可以思考所读内容的表达是否清楚明白,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更为恰当的传递信息的方法。
提出问题,除了对理解学术文章大有裨益,对于社会性交流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提问可以帮助交谈双方发现共识所在,这在协作或者团队性合作中尤其重要;其次,提问有利于控制话题的走向,可以把话题转移到自己擅长的方向上来,实现了成功的话题转移还担心自己无话可说吗?
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
伯克利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Gomez反馈说,我的中国学生只有在得了低分后才找我沟通。其实,他们应该早点来跟我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得高分。他们似乎很少在课外与教授们接触,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更好地进行沟通啊。”
中国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这么安静。他们的观点不外乎以下几种:
在没想清楚就说出自己的看法是浅薄的表现;当我发现我的答案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说出来......
事实上:发言的时候,没有人指望你说出一个尽善尽美、毫无瑕疵的观点和看法,何必担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