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广告的特点有哪些问题？

1、传播范围广、不受时空限制；

2、网络营销具有交互性和纵深性；

3、成本低、速度快、更改灵活；

网络营销的主要特点及优势是什么？

在进行网络营销时，根据企业或者产品的受众选择更合适的营销手段，让营销更精准，效果翻倍。

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营销策略，对于投放的广告也可根据所需撤换。

网络营销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网络带来了多少流量、多大订单、转化率有多高。

网络社区广告：开启数字营销新纪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社区广告作为一种新兴的广告形式，正逐渐崭露头角，引领着数字营销的新潮流。网络社区广告以其独特的互动性、精准性和创新性，成为品牌推广的新宠，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本文将深入探讨网络社区广告的定义、特点、优势以及对广告行业的影响。

　　一、网络社区广告的定义

　　网络社区广告是指在互联网社区平台上发布的广告，这些社区可以是社交媒体、论坛、贴吧、群组等。通过网络社区广告，企业能够将品牌信息、产品服务等内容精准地推送给目标受众，实现与消费者的有效互动。

　　二、网络社区广告的特点

　　互动性：网络社区广告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强大的互动性。在社区平台上，用户可以轻松地对广告进行评论、点赞和分享，这种互动不仅增加了广告的曝光率，还能帮助企业及时了解消费者的反馈和需求。

　　精准性：借助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网络社区广告能够实现精准投放。企业可以根据用户的兴趣、年龄、性别等特征进行定向广告推送，提高广告的转化率和效果。

　　创新性：网络社区广告形式多样，可以是图文、视频、直播等，给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创意空间。通过创新的广告内容和形式，企业能够更好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提升品牌形象。

　　三、网络社区广告的优势

　　成本效益高：相比传统广告，网络社区广告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企业可以根据预算灵活调整广告投放策略，实现最大化的投资回报。

　　实时监测与调整：网络社区广告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分析工具，企业可以实时监测广告效果，并根据数据进行优化调整，提高广告效果。

　　强化品牌与消费者关系：通过网络社区广告，企业可以与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及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反馈，进而提升品牌忠诚度和口碑。

　　四、网络社区广告对广告行业的影响

　　网络社区广告的出现，为广告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改变了传统广告单向传播的模式，实现了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提升了广告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网络社区广告也推动了广告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广告技术和创意的创新。

　　五、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尽管网络社区广告具有诸多优势，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广告内容的真实性、用户隐私保护等问题。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网络社区广告将继续发展创新，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和数据安全，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六、结语

　　网络社区广告以其互动性、精准性和创新性等优势，正逐渐成为数字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而言，紧跟时代潮流，充分利用网络社区广告的优势，将有助于提升品牌影响力，实现营销目标。同时，广告行业也应不断创新和完善，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

2023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国际新闻界》传播学年度综述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宇恒、刘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王子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疫情与健康传播：铭刻和开拓

三年新冠疫情持续形塑着健康传播等智识领域。站在复苏的历史节点，基于剧烈变动的现实经验和纷繁复杂的问题视角，如何打捞共识、促生理解、吸取教训与拓展新知，成为2023年疫情与健康传播研究的任务。

疫情背景下，学者从对国家话语的兴趣转向对情境化知识的细致反思，探究个体的日常生活、认知观念、行为实践如何嵌入宏大社会历史图景，持续追问：在危机时刻，我们如何见证？何以团结？怎样行动？媒介与传播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研究发现，疫情期间，首先，媒介充当个体的记忆之所。个体在平台上展开多模态的接力书写，并经由个体和社区层面的连接机制将书写转化为平台化的公共记忆（韩婕，李红涛，刘于思，2023）；其次，媒介作为个体的组织空间。社区居民藉由紧急状态下的自组织传播、互动和行动，共同度过了疫情的艰难时刻（闫岩，时元皓，舒畅，张婧玮，张皖疆，2023；林升栋，顾玉玲，普非拉，2023）；最后，媒介扮演信息的传播渠道。媒介建构风险感知、动员公众参与（黄河，杨小涵，王芳菲，2023），影响公众辨别真伪科学信息（王蕊，常芷若，2023）、传染病防护行为与接种疫苗行为（王冬，石曾萍，2023；李锦辉，王晴，明伟杰，2023），媒体同步性会导致社交媒体倦怠（张梅，崔锦一，张广宇，张巍，2023）。

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向照护、生育、沟通、信任等多元议题敞开，将个人身体困扰、公共医疗议题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与媒介技术环境中来理解，引发普通人的呼应与共鸣。研究向三个方面纵深发展：第一，改造既有理论框架，加入新的关联因素、切入角度，以关切病耻感、医患沟通等本土实践与现实经验（宫贺，刘子聪，熊慧，林一洲，2023；金鑫，王锡苓，尹潇，贺一，2023）。第二，建构新的理论模型，如综合考虑宏观与个体层面的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李红梅，汤潞，2023）。第三，经由扎实的田野经验与质性材料理解复杂现实，关注以疾病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照护领域女性护工的生命叙事（王炎龙，王石磊，罗建军，2023）、生育领域APP 如何通过身体可见”、过程可见”和问题可见”，既赋权用户自我认知又生成技术权力（雷紫雯，刘战伟，2023）等研究兼具人文关怀与智识贡献。

综观以上，疫情与健康传播研究一方面持续叩问着学术前沿，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对普通人现实生活的解释力。然而，这一领域热火朝天的知识生产背后亦暗含困境：其一，在理论贡献方面，不少健康传播研究或局限于既有理论框架，或满足于理论的小修小补，缺乏具体语境之下理论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反思。其二，在学科对话方面，健康议题也为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生物学、医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传播学研究如何在与其他学科展开深入知识协作的同时，突出传播、媒介的敏感性，而非沦为背景装饰与经验注脚，仍需学者的自觉意识和实践探索。

二

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审思

2024年11月30日，美国Open AI公司推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 GPT的问世还引发了学界对于人机关系变迁的思考。基于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的深度学习技术，Chat GPT超越了人类智能的辅助，实现了人类自然语言系统与人工智能跨越个体认知极限的数字文字系统的交互（孙玮，程陶然，2023）。因此，人机关系通过人类提示词”这一中介，从人机共生”迈入人机互生”的新阶段（陈秋心，邱泽奇，2023）。其中，基于问答的人机交互则是Chat GPT不断试错以拓宽彼此认知域的关键。具体而言，Chat GPT使得提问成为人类知识生产的根本要素，思考不再是必需。相应地，知识的世界成为算力的实在”，立等可取（黄旦，2023）。而提问者的水平直接影响Chat GPT算力的发挥，进而直接决定Chat GPT输出答案质量的好坏。因此，人类能否提出好的问题并且对问答过程本身进行自反性地思考，对于人机相互激发与演进至关重要（刘海龙，连晓东，2023；陈秋心，邱泽奇，2023）。

从现象学的视角看，Chat 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中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它可能取消了思”，让问答成为一种展演（黄旦，2023），或者只能够提供基于人类平均值的缺乏个性的平庸”答案，是一个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新常人”（刘海龙，连晓东，2023）。从具体操作的内容层面看，Chat GPT由于在数据汇聚、语料投喂、人工标注以及用户反馈阶段易产生信息偏差，故存在事实错误（事实编造、常识错误）、逻辑错误（因果关系、计量单位、自相矛盾）、推理错误（空间、物理、时间、年龄、隐喻、心理）、编程错误（数学公式、数据错误）、文本输出（代码生成、拼写语法、重复冗余）、过度拟合（自信幻觉、阿谀奉承、态度模仿、陷入圈套）以及综合问题（偏见歧视、意识形态、限制性过滤）共七类内容问题（方师师，唐巧盈，2023；陈昌凤，张梦，2023）。从形式层面看，Chat GPT基于概率运算的语言生成机制近乎人的自然语言系统。随着Chat GPT日益普及并成为语言的基础设施，它生成的语言将作为一种语用的绝对标准而存在。相应地，在说话和写作的过程中，人的情感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人工智能化”。而当情感日益脱离人的符号活动，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就会来临（胡翼青，胡欣阅，2023）。

三

技术的社会意义：
对人工智能、算法的理解、感知与使用”

ChatGPT的问世标志着人工智能领域科学进步的主要转折点，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技术想象。

不同的技术想象表述了异质群体间的意义协商、抵抗与共识，精英-民众”、民族-他国”、规制-戏谑”、赋能-风险”等互斥话语，成为技术嵌入社会实践中的强制性通过点”（高鑫鹏，李娜，2023）。具体到Chat GPT的用户群体，他们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冲击和缺陷，采用了推崇、接受和包容的态度，并通过技术祛魅，凸显智能技术的工具性和人的主体性。这种知识阶层身份的认同反过来强化了他们对新技术的采纳（强月新，胡青山，2023）。而对于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外行”群体来说，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他们被迫卷入技术变革，流露出无法拒绝、无法预判、无法参与技术未来的无能感。在技术乐观主义的表象下，他们表现出对技术性失业、AI失控和社会分化议题的担忧（谭小荷，2023）。

算法是支撑社会信息系统和生活结构中技术无意识的一部分（张萌，杨家明，2023），它既是情境性的人工制品，又在与周围生态系统的复杂互动中不断生成（赖楚谣，2023）。研究者们围绕平台-算法-用户-创意劳动者之间的复杂实践，探访了关于算法理解、算法情感感知、信息茧房等主题，算法与使用者之间的协商-对抗仍是核心命题。

职业创意劳动者/网络微名人和普通用户的算法日常实践呈现出不同的焦点与面相，但更多研究都关注了人们如何使用”算法这一根本问题。首先，职业创意劳动者与对算法的情感相对积极。有研究发现，平台创意劳动者对算法系统持正面情感，类似对益友”良师”助手”的情感。他们积极学习、管理、共享算法知识，发展出平台算法的可教育性，并通过可见性游戏完成劳动阶层分化与再生产（王冠群，赵鹿鸣，2023）。有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结论，短视频平台的影响者们追求与算法双向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养号”蹭热点”等实践培养与算法的亲密关系，来协商平台可见性的弹性空间，增加或稳定收入。同时，平台基于商业考虑也试图借助算法培养与用户的个性化和基于情感的连接，进而用户与算法发展处一种递归式的协商过程（赖楚谣，2023）。谈及平台的角色，一项对YouTube算法的审计发现，算法平台的容呈现结构性地维系了符合数字霸权拥有者观念的主流”信息秩序，算法的个性化特质十分有限，其非但不能逆转或消除主流化偏向，甚至会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强化（师文，陈昌凤，2023）。

其次，普通用户的算法理解与感知则更加复杂，多样的情感体验交织于用户日常算法实践。算法疲劳”是一种基于算法的推荐移动新媒体用户热情衰减、产生倦怠甚至卸载退出的现象。个人因素、信息因素和技术因素都可能带来用户的算法疲劳。算法偏见、算法可信度和算法霸权等等因素则令用户警惕算法带来的权力转移问题（洪杰文，王怡，2023）。算法冒犯”则是算法对用户主权的越界和僭越，是用户直接的负面情绪表达，表现为用户画像失真、语境失当和隐私侵犯。而用户自主性的提升则有助于缓解算法冒犯带来的不适感，比如对算法的温和抵抗、自我调适和算法素养（皇甫博媛，2023）。而面对算法潜在的问题行为及权力关系，用户可以通过识别问题行为、连接支持网络和启动修复性的干预方式，从代码规则、公共价值与社会秩序三个层次进行算法审计与修复（张萌，杨家明，2023）。

最后，信息茧房仍然代表了算法与用户感知的重要关系向度。有研究利用实验和逆向工程方法，发现尽管信息主题维度，算法增加了个体获得多样化主题信息的机会，但从信息语义维度看，算法强化了过滤气泡效应，不同个体被算法框定在语义向量空间中相对固定的位置，只被推送特定语义维度的信息（刘河庆，梁玉成，2023）。从方法论上，有学者认为，信息茧房相关量表自我汇报式的测量方法存在瑕疵：信息茧房厚度是客观概念，而问卷测量的却是个人主观感受。未来采用问卷调查的算法信息茧房研究应将测量重点应从用户陷入茧房的程度转移至信息茧房易感性的个体差异（程亚利，黄尤嘉，2023）。但退一步，新闻推荐算法是否是导致信息茧房的罪魁祸首仍存在争议。有实验结果证明，信息茧房无法完全归罪于推荐机制本身，更重要的是用户活动和算法逻辑两个层面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刘茜，汤清扬，闵勇，傅晨波，赵芸伟，2023）。无论如何，在多元主体与算法的互动中，算法实践的互构性”无疑为迈向算法的多维治理提供了新思路（顾楚丹，杨发祥，2023）。

四

数字连接与交往：断续之间

数字媒体在日常生活的普及性、嵌入性和依赖性，使断连”与连接”成为学者基于切身经验的学术关切。与往年相似的是，2023年的研究依旧关切断开连接的关键潜力、断开连接的人和断开连接的话语，但比起既往对权力视角下用户的技术赋权与能动性的强调，更多关注文化视角下情境化、关系性的知识、实践与历史，并思考数字排毒/数字戒断”（digital detox）等前沿概念如何作为关照社会现象的透镜。研究发现：退隐互联网围绕个人信息权和失联权两个争议焦点（杜莉华，吴世文，2023），但具体断连的动机和策略十分复杂。嵌入社会网络中的人们，或基于恐惧选择回避分享，甚至在强关系中，正向评价因为会导致忌妒、竞争，也会带来分离的回避（姜泽玮，2023），或基于意义不足和健康动机的个人价值取向，以及基于资本想象与荒诞社会的社会关系取向走向数字排毒。由此，人们创造出退出旧场域、寻找替代品、用技术驯化技术、提升人机交互成本、强化主观意识等抵抗策略（胡明鑫，2023）。这些断连经验也促使学者反向思考，如何在技术环境与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常江，2023）。

连接之后，如何交往？不同学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研究大致分为两种取经：一是理论思辨，思考数字共通”（吴飞，傅正科，2023）；二是扎根经验，探究数字媒介如何连接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区的交往。前者关切乡村儿童、中老年妇女等多元群体的社会交往（郑春风，2023；王东林，孙信茹，2023），并思考亲密关系如何嵌入在时间、空间之中（乔丽娟，2023；洪杰文，李华伟，2023）。后者分别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探究社区如何通过传播将组织与个人连接（孙信茹，张露予，2023），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追问个人如何经由媒介展开类似传统社区中面对面交往的互动、再地域化”和建构多元共治的自组织（周怡靓，严三九，2023）。

此外，可见性（visibility）成为数字连接与交往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之一。易前良与唐芳云（2023）梳理出两条理论线索：一是源于人际传播研究传统的交往范式”，认为可见性能够调节（强化或疏离）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二是源于大众传播研究传统的展演范式”，宏观地审视可见性资源竞争背后的权力关系。王昀和王艳华（2023）考察线上用户的截屏实践如何带来线上痕迹的档案化，提升着个体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也有学者提出了可见性可能带来的隐忧：社交媒体的数据监视、人们的相互监视、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管理和指导，是否会导向监视型社交的兴起与后敞视时代的来临”（胡泳，2023）？

五

数字时代的隐私关注与隐私表露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隐私问题的暴露更为普遍，用户的隐私问题备受关注。其中，用户一方面对社交网络环境安全、隐私泄露持有顾虑，另一方面并不会停止隐私披露的行为。个体对社交平台隐私泄露的担忧和轻易泄露个人信息两者之间的矛盾被称作隐私悖论。由于仅分析用户的收益-损失”权衡并不能解释其所有的隐私披露行为，故同隐私决定有关的非经济刺激同样应被纳入到隐私悖论研究的考察范围中。

比如，当大量信息使得个体产生隐私疲劳时，会使个体产生放弃隐私的想法，进而影响到个体的隐私披露意愿（周敏，郅慧，2023）。此外，宿命感也会抑制隐私关注对信息表露的负向作用。具体而言，持有较高宿命感的用户因觉得隐私泄露无法避免而缺乏执行隐私计算的动力，转而寻求节俭的元认知过程，做出基于直觉但客观上严重偏离最佳方案的隐私决定（肖迪，2023）。类似地，隐私犬儒主义在隐私关注和隐私披露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果。即用户对隐私关注越高，对隐私问题的了解越深入，用户的隐私犬儒主义态度就越高，进而增加隐私披露（李锦辉，颜晓鹏，张俊杰，周妍红，2023）。具体到网络广告领域，用户对于隐私泄露的犬儒主义心态主要来自其对网络广告信息特点的感知。广告的侵扰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用户的犬儒反应，且广告的个性化倾向和侵扰性会通过隐私担忧的中介作用影响用户的犬儒反应（肖玉琴，2023）。

当用户长期处于和平台权力不对等的语境时，其便会对自身的隐私边界产生一定的震荡感。当个体与平台协调隐私边界管理的过程不符合预期时，便会降低自身对平台的信任，进而导致隐私边界震荡的心理结果。然而，对于不同隐私控制感的人而言，他们隐私边界震荡感的程度各不相同。其中，如果隐私控制感高，则会降低平台信任度低对隐私边界震荡感的正向作用（孟筱筱，2023）。

在人-平台关系之外，个体在人机交互中也在不断权衡隐私风险与预期收益。比如，在智能音箱的应用领域，个体的隐私计算倾向、隐私保护意愿和隐私侵犯后果感知是预测其隐私风险感知的最强因素（姜泽玮，2023）。而在聊天机器人的应用领域，个体因把身份信息视作隐私而理性地权衡隐私风险与预期收益，进而谨慎地表露身份信息；但在情绪表露上，由于情绪不含有个人信息，故个体减少了隐私风险感知，并在收益感知的驱使下大胆地向机器人敞开心扉，呈现谨慎地表露身份,慷慨地诉说衷肠”的状态（曹博林，黄诗怡，2023）。

六

历史与发展：

平台的变迁、劳动与治理

平台装置在全球范围不断涌现与扩张，平台化实践一直是当下中国数字社会的显题。2023年，数字平台的学术捕获效应依旧明显。

平台用工与数字劳动研究在延续马克思主义传统路径的基础上，将驯化、劳动空间修复、情景、情感劳动、日常反抗等理论带入传播学，期冀突破传统劳动过程理论与控制-抵抗”的二元分析框架，实现更广泛的理论对话。一方面，研究者们以历史与现实并行的眼光，将中国平台实践置于更广阔的互联网发展史中，审视其发展与扩张进程。例如深圳微信车队十年发展史描摹出了民间车队”这个中国语境下的劳工自组织个案及其跌宕起伏的历史，使得滴滴出行”平台得以在历史与特定语境中被考察（丁未，2023）。中国内容审核产业劳动状况的丰富细节产生于与当下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互动（翟秀凤，2023）。而腾讯为代表的游戏平台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跨越地缘的中国平台基础设施化之路。但其高度内眷的特征却带来了鲜明的地缘鸿沟：当平台试图跨越地缘，却呈现出对国内游戏市场收入、技术与生态的高度依赖，限制了自身发展（毛天婵，闻宇，2023）。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以在地和本土的视角，凸显了中国平台用工与数字劳动在地实践的特殊性。算法技术是内容审核劳动管理的主导性技术，在平台及其算法工具和人力外包商构成的劳动管理架构下，技术工具和科层制体系前所未有地融合。反讽的是，虽然内容审核员决定着内容是否可见，但他们自身也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督，并且在训练着替代他们的算法。算法成为劳动控制的有效工具，平台在其中成为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无法协商的雇主（翟秀凤，2023）。数字灵工”们多元算法实践带来的主体不确定性后果体现了算法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建构（顾楚丹，杨发祥，2023）。巡游出租车司机对数字平台的驯化实践呈现出技术融入生活过程中的整合与适应特征，亦是对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二元对立框架的回应与延展（张媛媛，冯锐，2023）。部分平台极速版本的获客过程是多元主体的协商，尽管平台的劝服性技术占据主导，个体却会依据具体情景，利用时空套利和关系调解等策略进行抵抗（刘国强，张思雨，2023）。值得注意的是，在滴滴出行与民间车队的结合与实践中，暴露出的，是今天平台社会由工具主义主导的权宜共生的脆弱生态（丁未，2023）。

此外，知识实践、情感实践等新对象被纳入分析的核心。社交媒体平台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实践丰富了平台文化生产语境中对学术知识的可见性和公共性的关系的理解，有助于突破知识和商品的静态对立（董晨宇，陈芊卉，许莹琪，2023）。游戏陪练则在情感劳动过程中扮演产消合一者”的角色，借助消费情感资源完成情感补偿，平台的隐秘情感控制逻辑则构成了劳动者情感资源消耗与补充的动态平衡（李晗，郭小安，2023）。

中国社会庞杂的平台劳动实践凸显了平台治理的严峻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平台”这一概念背后，本身就隐含着中介装置、技术中轴、基础设施、异质连接与公地私治的复杂逻辑，真正重要的是平台话语本身的政治（刘战伟，刘洁，2023）。有研究从近30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政策变迁，透视了发展实用主义”式的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核心理念与内在逻辑（张志安，冉桢，2023）。亦有研究指出，平台劳动者的日常反抗”始终无法跳脱平台的算法黑箱”和围墙花园”，突显出国家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李德团，陈盈伊，2023）。

七

媒介物质性：

流动、基础设施与身体器官

2023年媒介物质性研究带来理解媒介的新视角。研究力求理论层面的突破，研究者对城市流动、媒介基础设施、技术界面与硬件等庞大而隐蔽的媒介物质系统的观察持续深入，更从人类身体多重感官与器官等微观层面审视了人-技术”关系的广泛主题。无论哪种视角，媒介的物质性基础无疑与人类的生存境况有关。

全球网络和流动”破坏了具有复制自身能力的内生的社会结构，却为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契机，即流动性议程。约翰·厄里发展了流动性理论，关注全球性与本土性之下的日常交通、物质文化以及与流动相关的通信技术和新兴基础设施。新流动范式是传播研究重返物质向度的理论支撑，建立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视角，拓展传播研究议程，在交通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跨学科视角下，重新审视日常流动实践（王鑫，崔思雨，2023）。有研究者探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打交道的一种流动性媒介，边界基础设施。作为维系城市运行的关键后勤媒介之一，它凸显了媒介的障碍属性，将媒介性理解为连接性与断裂性两极之间的连续体（毛万熙，林子禹，2023）。

媒介与物质性的相遇让人们发现了曾被忽视的基础设施系统。看似冰冷而庞大的基础设施往往以一种别具温度的方式与人们相连。有研究以民族志方法观察L村农民如何通过共享一位村民家Wi-Fi基础设施的故事。面对互联网最后10米的神经末梢，村民通过历时性的媒介共享聚落惯习，生发出一项基于地理、权力、贫富和亲缘的差序共享机制，得以接入互联网基础设施，享受互联网的便利（刘战伟，刘蒙之，2023）。如果说蹭Wi-Fi是发生在中国乡村的连接的故事”，网吧则书写了横贯中国城乡的连接的变迁”。网吧是互联网技术神话进入中国的实体承载。顺网云海”的平台化过程记录了中国的网吧演化进程。它将自上而下的网吧监管和自下而上的网吧维护封装到技术平台之中，逐步将硬件封装到软件背后的黑箱，并通过捕获其他第三方技术完成了从网吧管理软件到泛娱乐平台的转化。研究揭示了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虚-实、线上-线下、话语-技术、商业-公共的权力争夺和关系切换（王喆，2023）。

媒介与身体的互动从深处探访了物质性概念，甚至延伸至人体器官。正如有学者所说的，物质性总是在关系之中呈现”，媒介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媒介表征是一种纠缠相依的关系（徐生权，2023）。有研究发现，网络化和高度媒介化的城市生活中，视障者面对的不只是符号意义上的不可见（身份”或形象”），更是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见性困境，即媒介技术在具体时空下对感知的凸显与遮蔽。界面上下某些方面身体活动和感官体验的消失”和截除”使得相关的人和行动亦不可见”（谢卓潇，2023）。感官研究、多感官传播研究与物质性的遭遇，则揭示了眼镜与助听器成为器官投射、弥补人类感官的光学与电学的生成媒介路径，描绘着人们的技术想象（章戈浩，2023）。进一步，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健康码成为一种外置免疫器官，充当宏观城市层面的外置免疫系统的信息枢纽，同时制造出一系列新型他者”，阐释了后种系生成”与技术异化”的人-技术关系（秦兰珺，2023）。

八

经典理论重访与媒介的再认识

从大众传媒到媒介基础设施，从内容到形式，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在传播与媒介研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们始终在不断追问媒介如何勾联人与社会，以及媒介究竟是什么（马新瑶，胡翼青，2023）。今天，研究者们试图重访媒介经典理论，增进对这一元问题”的认知。同时，面对日新月异的媒介发展，空间视角亦增益了人们对媒介的理解与再认识。

媒介的居间性和背景性两种进路背后的媒介观无法兼容，研究者必须做出选择（谌知翼，胡翼青，2023）。居间信使”的隐喻代表了德法一脉媒介研究对沟通与传播的美好愿望。米歇尔·塞尔用天使”代替了单一的信使”，象征完全忠诚、中立且透明的中介，天使的隐喻意味着信息技术建构的全球网络还有物质运动和状态，都可以从传播的角度来考察，为信息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媒介提供了类比模板（吴璟薇，阎庆宜，2023）。作为背景”的媒介观却因忽略了不同事物之间的连接、交转与调节，受到居间性媒介观的挑战（姚文苑，胡翼青，2023）。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长期以来就被视为工具主义论断。但有研究认为麦氏的延伸论言明了人们使用技术而被延伸的过程，也是借由技术通达世界的过程，人与世界因延伸结为一体，媒介则作为背景嵌入人的存在，工具主义则是对延伸论的一种矮化（谌知翼，胡翼青，2023）。重访麦氏的冷热媒介论”，也会发现这一观点蕴含了将媒介视为背景”而不强调媒介作为外观”的深层意蕴（姚文苑，胡翼青，2023）。戈夫曼的框架”将传播研究的关注点从过程拉回到了人。媒介不再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承载内容与文本的透明容器”或中立渠道”，而是能通过自身的逻辑影响不同社会场域，甚至重组人的行动的组织性和建构性力量。媒介从外观”走向了背景”（胡翼青，姚文苑，2023）。今天，强大的媒介系统既不甘心居于前景，被人轻易把握，又不情愿隐于背景、默默无闻。ChatGPT就实现了居间性和背景性的统一，在前景/背景、在手/上手之外，以调试”的方式，促成两对二元关系的相互转换。人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提问方式，喂”入充足的材料，在持续的互动中获得满意的答案（马新瑶，胡翼青，2023）。

空间取向为传播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有研究者将空间媒介”概念化为一种由物质基础设施和组织性条件构成的媒介行为”，即在动态网络之中生成和展开的实践形态，通过生成性的中介”和组织性的调适”在流动的时空环境中调节着人与非人、物质与信息、主体与地景、远端与切近之间的关系，形塑了生活世界的传播地理”（杨家明，景宜，2023）。在空间与媒介的互构中，城市是一个重要命题。城市本身当然就是一种媒介物”，它既可以是城市个体交往的居间节点，也可以是城市个体运动的背景空间。它可以通过各种事件和活动把人与人关联在一起，也可以像基础设施那样支撑起整个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胡翼青，2023）。第三场所性”则阐释了一种空间的可供性，它处于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行动者可以镌刻、挖掘并实现的展开社交、建立联结、培育情谊、形成归属感的空间潜能。开放性、可达性、弹性和可读性是城市城市居民在其生活中获取具有第三场所性的空间体验的条件（於红梅，潘忠党，陈意如，2023）。

九

媒介文化的纵深与延展

2023年纷繁的媒介文化研究呈现两个取向：一为纵深，为旧议题提供新视角、新问题与新见解；二为延展，纳入新对象，回应新关切，拥抱新可能。

明星-粉丝”关系的话题依旧是2023年媒介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研究从过往的现象描述、价值评论，向学理化凝练、结构性理解与反思性批判纵深。研究发现：粉丝与明星之间存在占有”的情感关系，并通过行为外化（李秋霖，卜彦芳，2023）。具体而言，粉丝圈群的社会参与逻辑有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两种，间接或直接影响公益参与（吴舫，崔迪，杨添艺，2023）。黄月琴和黄宪成（2023）进一步将粉丝公益传播视作一种以赋权为表象的流量生产实践，导向悖反性的数据不公正”结果，并促使数据殖民链从粉丝层面延伸到弱势群体。

媒介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样拓展到多元趣缘群体。研究澄清刻板印象的偏见，正视青年曾被问题化”的文化实践，并以小”见大”，将互联网空间的小众爱好勾连至大的社会议题与背景。研究分为三个侧重点：一是面向自我，晏青和何丽敏（2023）透视青年怎样通过虚拟偶像崇拜获得情感满足和身份认同。二是聚焦关系，黄华与王雨婷（2023）探究同人粉丝如何经由网易乐乎平台标签”通向非预设的、开放式的关系网络，并激活创造性和交互性。三是勾连结构，黄微子和熊月蕾（2023）考察少女如何在赛博育儿”实践中为多元的性别主体-位置提供新的可能，曹书乐与刘思萌（2023）反思游戏中女玩家的性别实践，杨馨（2023）讨论手游玩家如何以一种游击”式策略对抗微观层面的平台审查权力和背后的公权力，将爱欲”拉回非异化的轨道。

此外，媒介文化研究也关注新媒介如何塑造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行、工作到公共讨论，甚或实体、隐喻层面的死亡。王东林与孙信茹（2023）透过考察一位普米族青年在微信朋友圈中的数字足迹，探究新媒介的定位如何为个体创造出一种自我身份构建的新方式。同样关注身份生成的王昀和杨寒情（2023）进一步通过研究乡村视频博主的内容生产，探讨广大乡土基层被整合进入数字文化市场的动力机制，进而检视持续扩张的新媒介经济嵌入日常社会生活的一体化过程。季迪（2023）厘清并反思为何在网络公共领域性别议题中男性声援者面临排斥的困局。周裕琼与张梦园（2023）从媒体与传播的层面考察作为一个过程的死亡，还包括新技术条件下的数字化死亡”，方惠、吴尚蔚（2023）则将死亡作为对炸号”的隐喻，深思删除给技术化的记忆结构所带来的长远影响。

十

家庭的媒介化和媒介的家庭化：
媒介与家庭的交互

随着媒介技术和家庭生活的深度融合，家庭生活逐渐依赖媒介所持有的资源并依循媒介的技术逻辑，家庭活动和家庭关系也日益媒介化（mediatized）（李彦雯，吴飞，2023）。当家庭处于儿童抚育的早期，尽管婆媳都希望运用数字媒介提供的育儿知识完成合作育儿的任务，但媒介技术放大了二者在育儿知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代沟和冲突，使得代际合作关系充满张力。而随着合作育儿进程的推进，媒介技术为文化反哺和代际互动提供的物质支持又有助于婆媳二人在育儿观念和情感关系上从冲突走向契洽，进而形成以媳妇为主导、婆婆为辅助的共商型育儿权力格局（安利利，李美仪，2023）。

而对于远距离家庭而言，视频通话技术的介入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祖辈在育儿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一方面，视频通话技术为流动父母同孩子的具身交互提供了物质支撑，但另一方面，成功的远程抚育必须建立在祖辈的支持上。具体而言，祖辈以脚手架”的角色参与其中，成为流动父母的身体的延伸，解决视频通话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和沟通问题，进而维系远距离亲子关系。由此，在远程抚育的过程中，祖辈得以积极展示自己作为孩子照料人的责任，为自己作为抚育人主体之一争取话语权（甘雨梅，2023）。当远距离家庭处于儿童教育期，智能手机则削弱了家长的教育权威，占据了家庭教育权力格局的中心位置，并催生了自教育”和它教育”两种新型家庭教育模式。虽然在自教育”模式中，留守儿童运用手机提供的教育资源成为教育主体，但是留守儿童的媒介行为、学习实践依然受到商业性算法逻辑的影响。因此，家长与自教育”模式均受到媒介技术的他律作用，儿童的自教育”也逐渐转化成智能手机的它教育”（曹玥，郑欣，2023）。

在家庭关系逐渐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变得家庭化。为了避免游戏造成亲子代际关系的失衡和对抗，一些家长尝试通过亲子共玩”驯化网络游戏，让游戏服务于维系和强化良性家庭关系（周逵，2023）。在共玩之外，认真对待孩子观点的游戏干预策略也有助于增进亲子关于游戏干预的沟通。研究发现，当青少年感知父母积极干预执行方式越偏向自主支持型时，他们对父母干预的认同程度越高，他们的欺骗性游戏行为越少，游戏素养越高（蒋晨，曾秀芹，战泓玮，2023）。

除了亲子关系，媒介和家庭之间的互动还体现在代际关系上。在家族微信群中，亲代延续了他们在前互联网时代的家庭关系，成为微信群中话题主导者和参与者，是家族微信群的信息强势群体，而子代则是微信群中的话题观察者和游离者，即家族微信群的信息弱势群体。同时，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差距也因数字互动而不断缩减，进而加深子代对家族的认同（李红艳，2023）。在客厅中，智能电视在设备进入、技术接入、内容选择等沟通情境中实现家庭化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新型客厅文化。与基于传统电视强调整体性和集中性的客厅文化”不同，基于智能电视的新客厅文化具有妥协性、流动性与复合性的特点（何天平，蒋贤成，2023）。在留守老人的家中，摄像头因我国兼具个体化和一体化色彩的代际关系而成功家庭化。同时，家庭摄像头不仅帮助成年子女践行远程照料长辈的初衷，还通过其独特的单向观看机制，强化晚辈心中同长辈的情感连接，进而为代际情感支持的上行流动奠定情感基础（陈宇恒，2023）。

十一

媒介化政治：数字时代的

社会沟通、政治参与和政府治理

当下，媒介技术已全方位地渗透和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话语和符号体系，推动着社会沟通、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治理模式的革新，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政治传播研究议题（刘海龙等，2023）。

2024年新冠肺炎带来的不确定性为学界考察数字时代公共危机事件中传言的传播机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研究发现，集体对危机时期社会情境的建构和诠释主导着传言雪球”的扩散。具体而言，传言者们集体诠释的目的并非为形成长久稳固的某种集体情境，而是快速抢占一个个模糊/危险情境的解释权。当稳定、统一的集体情境定义形成时，便会形成情境权威并同官方/专家权威相对抗，保障隶属于该情境的传言的持续再生产。这说明，若辟谣方应对的是那些具体的、局部的微观情景，但当该情境所属的某类中观情境（如政府危机治理水平）还存在可被诠释的空间时，情境权威便依然存在，传言则依旧具有活力（廖梦夏，2023）。此外，传言的内容特征也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通过运用恐吓、曲解与锚定的叙事框架，传言可以降低风险公众的信息焦虑、环境焦虑以及认知焦虑，进而增强自身的议题建构和话语竞争能力（葛明驷，2023）。

除去帮助人们理解并控制风险的社会功能外，数字时代传言与虚假信息的泛滥还建立在个体的心理与情感因素上。研究发现，权威人格者更容易轻信耸人听闻的虚假信息，而价值立场偏保守的人则更容易相信对社会问题持批判性立场的虚假信息（马得勇，2023）。在辟谣领域，一段与辟谣信息无关的令人怜悯的信息所激发的外生怜悯情感，会通过增强人们对谣言受害者的内生怜悯间接增强辟谣支持意愿（熊炎，2023）。

网络媒介重新形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模式，使得在线政治参与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互联网通过影响个体的政府信任水平来影响个体政治参与。具体而言，网络媒介使用越频繁，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而较低的政府信任度又显著提高了公众的在线政治参与度。同时，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越强，政府信任度对在线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作用越小（薛天山，2023）。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的娱乐化导向一直被认为是消解媒介公共性的要素之一，故网络媒介接触未必导向更多的政治信息接触。比如，微博中娱乐信息不仅传播规模更大、广度更宽、速度更快，同时也更具备广播与病毒性传播特质。这表明在社交媒体这一公共场域中，娱乐信息的扩散效果更强（钟智锦，周金金，徐铭达，缪旭，许小可，2023）。

媒介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之间的关系也是政治传播关注的议题。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媒介化的研究主要围绕政治及其运行过程能否独立于媒介而存在这一基本命题而展开，而在我国，媒介技术是在政治逻辑启用下服务于国家治理改革的协作性工具（刘海龙等，2023）。比如，地方政府的留言板”作为网络中介平台建构起网民留言-部门反馈”的点对点传播，形成了不同于民主协商”与威权协商”的响应式协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网络公共空间所形成的政治沟通虽具有一定限制性，且无助于网友间舆论的形成，但其为普通市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有效的渠道，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黄骏，张昱辰，2023）。

与留言板”单方面被政治化的情况不同，12345市长热线在被地方政府转化为全媒体民生服务平台后，虽提高了政府的回应性，但其媒介逻辑所诱发的大量无理诉求又极大地增加了行政运行的成本，不利于回应性政府形象的塑造（张雪霖，2023）。类似地，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网络舆论对政府依法行政活动的冲击不断扩大。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影响利大于弊。在网络舆论影响下，政府是否积极回应及政府本身是否依法行政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关键性条件（尚虎平，刘洋，2023）。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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